第一節 明朝官紳的叛亂
大順軍在山海關戰役中的失敗和被迫放棄北京，在全國產生了巨大的反響。農民軍自從崇禎十四年以來幾乎是戰無不利，攻無不克，現在卻在一次關鍵性的戰役中遭到重大挫折，士氣難免受影響。清方旗開得勝，一舉拿下了北京，邁出了多年夢寐以求的進取中原的第一步，自然興高采烈，信心大增。但是，由於大順軍後方的兵員尚多，活動餘地仍然很大；清軍戰鬥力雖然比較強，畢竟受到滿族人口稀少的限製。因此，在大順和清爭奪天下的抗衡中，具有關鍵意義的卻是漢族官紳地主的動向。
漢族地主中的許多人，大約從崇禎十六年冬開始，已經看出明王朝大廈將傾的前景。他們在這場社會大動**當中倉皇四顧，迫切地尋求新的保護者，見以李自成為首的大順政權如日東升，兵鋒所至，風卷殘雲，很自然地便把保護自身利益的希望寄托於大順政權。這也是李自成起義軍進潼關以後，不到半年時間幾乎兵不血刃地就拿下整個黃河流域數千裏地方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漢族地主們很快就大失所望了。李自成和大順軍的主要領導人，雖然由於自身地位的上升和封建文人的影響而開始逐步地向官紳地主轉化，可是這種轉化還沒有達到質變的程度。在基本政策方麵，李自成等大順政權的領導人仍然堅持維護農民階級的利益。在階級社會中，一個政權的政策總是要維護某些階級、階層的利益而損害另一些階級、階層利益的。大順政權的經濟政策，特別是它的財政政策，正是在最大限度地維護著農民（可能還有一些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給地主階級，特別是其中最有權勢的官僚地主以沉重的打擊。當時，大順軍的兵員已達百萬左右，在大片地區內建立了政權，用什麽辦法來籌措這筆龐大的兵餉和行政費用呢？一種辦法是在承認和保護地主階級土地所有製的前提下實行“輕徭薄賦”，這是曆史上許多新建王朝的傳統辦法；另一種是實行剝奪剝削者的農民革命政策。李自成於崇禎十四年到十五年在河南曾提出了“不當差，不納糧”的口號，崇禎十六年初在襄陽建立政權時，又具體化為“三年免征”的政策。是信守這些諾言呢？還是出爾反爾食言以自肥呢？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堅持了保護貧苦群眾利益的農民革命立場，決定繼續執行暫時（計劃在三年之內）免除農民賦稅的政策。這樣，一方麵要解決龐大的軍餉和日益增多的政府開支，另一方麵又要恪守許下的諾言，大順政權的財源就隻能依靠沒收明宗室財產、接收所克城鎮官府的微薄庫存、對明朝官紳實行追贓助餉了。三者當中，最後一項是主要的。從現有史料來看，李自成雖然早在河南時就提出過“貪汙吏籍其家以賞軍”的口號，但追贓助餉作為一項政策，是在大順軍進占西安以後才正式形成並且廣泛實行的。這以後，隨著大順政權管轄地區的擴展，遂普遍推行於陝西、山西、北直隸、山東、河南等地。雷厲風行地執行追贓助餉，使各地官僚地主“如罹湯火”。他們不僅像剜卻心頭肉似的被迫繳出貪汙盤剝所得的錢財，而且在追贓過程中刑拷相加，縉紳體麵掃地以盡。這樣，官僚地主作為一個在各地擁有盤根錯節的潛在實力的階層，政治態度就逐漸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他們原先希冀托庇於大順政權的保護，現在發現這個政權的刀鋒正是對準著自己。嚴酷的事實使他們同大順政權處於不共戴天的敵對狀態。當大順軍在軍事上勢如破竹地向前挺進時，各地的官紳地主懾於兵威，表麵上俯首帖耳潛伏忍受，骨子裏卻咬牙切齒，待機報複，即所謂“人人飲恨，未及發也”[1]。甚至一些被大順政權吸收參加了工作的官僚士紳，也不免產生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之感，對執行這種政策的大順政權的前途表示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