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基本國策——“借虜平寇”
對於清初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史學界有不同意見。有的人認為從清兵入關占領北京起，民族矛盾就成了主要矛盾；也有人認為由明至清階級矛盾一直處於主要地位。這些看法很值得商榷。因為如果認為階級矛盾始終是主要矛盾，那就不能正確解釋為時二十年左右仁人誌士的抗清運動，更不能公正評價大順、大西農民軍聯明抗清的正義性。而認為清軍入關就標誌著民族矛盾已經成為主要矛盾，顯然不符合事實。甲申五月，無論是滿洲貴族建立的清廷，還是在南京繼統的弘光朝廷，都把大順農民軍視為死敵。直到清兵南下，弘光朝廷覆亡，清廷推行一係列民族征服、民族壓迫政策，民族矛盾才上升為主要矛盾。[1]
在弘光立國的一年時間裏，特別是在其前期，朝廷上下幾乎全都沉浸在借用滿洲貴族兵力掃滅“流寇”的美夢中。可以說“聯虜平寇”（或稱“借虜平寇”）是弘光朝廷的基本國策。奉行這一國策的背景已見上述。但是，還有必要指出它的基本思想有其曆史淵源。崇禎年間，楊嗣昌任兵部尚書和大學士，深知朝廷兵力、財力不足以支持兩線作戰，曾經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建議[2]，具體內容是同清方達成和議，每年輸送白銀、緞帛等物，清方以少量人參、貂皮之類回報，實行互市；然後集中兵力掃除“流寇”。這在當時是迫不得已的辦法，但並沒有借助清方兵力對付義軍的意思。隨著整個局勢的惡化，一些幕僚人士開始從總結曆史經驗出發，考慮借用北方少數民族兵力共同鎮壓漢族內部的農民起義。茅元儀寫的《平巢事跡考》[3]和姚康撰《太白劍》[4]都是以唐朝末年平定黃巢起義作為借鑒，替執政大臣出謀劃策。這兩本小冊子毫無學術價值，編纂的目的是借古喻今。茅元儀曾在大學士孫承宗幕中任職，姚康則曾充任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的幕僚。他們以唐朝平定黃巢起義為題目著書立論，用意是借曆史經驗說明唐朝平定像黃巢起義這樣大規模的農民反抗，光靠有郭子儀、李光弼這樣的大將不夠，還需要借用李克用的沙陀兵，招降像朱溫這類義軍叛徒，才有中興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