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見別人談論自己總是很有意思的，即便是坐在被告席上聽。在檢察官和我的律師進行辯論時，我可以說大家對我的談論是很多的，也許談我比談我的罪更多。不過，這些辯護詞真的有那麽大的區別嗎？律師舉起胳膊，說我有罪，但有可以寬恕的地方；檢察官伸出雙手，宣告我有罪，並且沒有任何可以寬恕的借口。但是，有一件事讓我隱約覺得尷尬。盡管我心裏憂慮，但我偶爾也想加入進去說幾句，但這種時候，我的律師就會對我說：“您別說話，這對您更有利。”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在處理這件案子時，把我撇在了一邊。這一切都在進展著，而我不能有任何幹涉。我的命運被發落，完全不征求我的意見。時不時地，我想打斷所有人的話，對他們說：“追根究底，誰才是被告？被告也是很重要的。我也有話要說！”但是想來想去，我也沒什麽要說的。況且，我得承認，人的興趣點總不會持續太久的。比如，檢察官的控訴很快就讓我厭煩了。隻有那些與全局無關的隻言片語、一些手勢和大段獨白，還能使我震驚，或者引起我的興趣。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他從心底裏就覺得我殺人是有預謀的。至少，他試圖證明這一點。就像他自己所說：“先生們，我會提供證據，我將提出雙重的證據。首先是光天化日之下的犯罪事實，接著還有這個罪惡靈魂在其精神狀態驅使下，對我投出的隱晦目光。”他總結了媽媽死後的一係列事實。他強調了我的冷漠，不知道媽媽的年紀，第二天跟一個女人去遊泳、看電影，而且還是費南代爾的片子，最後還帶瑪麗回家。這時候，我花了好久才搞明白他在說什麽，因為他說“他的情婦”，而對我來說，那就是瑪麗，不是什麽情婦。接著，他談到了雷蒙的事情。我發現他看事情倒還是很清晰的。他所說的，看起來倒頭頭是道。我和雷蒙合謀寫信把他的情婦引出來，然後讓一個“道德可疑”的男人去羞辱她。我在海灘上向雷蒙的仇人挑釁。雷蒙受傷了，我向他要來了手槍。我為了使用武器，又一個人回去。我按照預謀的，打死了阿拉伯人。我等了一會兒。為了“確保事情做幹淨了”，我又沉著地、堅定地開了四槍，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經過深思熟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