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主人公，無不自行探問人生的意義。他們正是在這一點上成為現代人：他們不害怕出乖露醜。現代敏感性和傳統敏感性的區別，就是前者浸**於形而上問題，而後者浸**於道德問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這個問題提得極其尖銳，隻能采取極端的解決辦法。人的存在，要麽是虛假的，要麽是永恒的。假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僅限於這樣審視問題，那他就是哲學家了。然而，他卻表現了精神的這種遊戲在人生中可能產生的後果，因此成為藝術家。這些後果，他抓住了最終的那個，即在《作家日記》中，他本人稱之為的“邏輯自殺”。在1876年12月出版的那冊中，他的確想象了“邏輯自殺”的推理。這個絕望者確信，對一個不相信永生的人來說，人生是一種十足的荒誕，從而得出以下結論：
我的關於幸福的問題，既然是通過我的意識得到了回答：除非我身處宇宙萬物的大和諧中，否則就不可能幸福，這顯而易見，我設想不了，永遠也無法設想的……
既然在這種秩序中，最終我得身兼起訴人和擔保人的角色，身兼被告和法官的角色，既然我覺得，大自然排演的這出喜劇十分愚蠢，既然我接受參演甚至認為大失顏麵……
我就以無可爭議的起訴人和擔保人、法官和被告的身份，判處這個大自然，大自然竟如此厚顏無恥，毫無顧忌，讓我生於世上受苦——我就判處大自然與我同歸於盡。[10]
這種立場還不失為幽默。這位自殺者終於自殺，隻因在形而上的層麵，他“惱羞成怒”。在一定意義上，他進行報複。他就是以這種方式證明，別人“休想製伏他”。然而，我們知道，同一主題體現在基裏洛夫，《群魔》中的這個人物身上，也是邏輯自殺支持者身上，其廣闊性就達到令人讚歎的程度。工程師基裏洛夫在某處明言，他要了結自己的生命，因為“這是他的理念”。我們完全明白，這個詞要從本義來理解他是為了一種理念、一種思想準備輕生。這是高級自殺。隨著一個場景一個場景展開，基裏洛夫的麵具也逐漸揭開了，激勵他的那種致命的思想也向我們展現出來。實際上，這位工程師照搬了《日記》的推理。他感到上帝必不可少，就應該存在上帝。可是他知道，上帝並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你怎麽就不明白呢，”他高聲說道，“要自殺，有這一條理由就足夠啊!”這種態度在他身上，也同樣引起一些荒誕的後果。他滿不在乎，任由別人利用的自殺，為他鄙視的一種事業圖利。“昨夜我就做出決定，這事兒對我無所謂了。”他終於準備行動了，那種心情混雜著反抗和自由。“我就要自殺，以便確認我的違抗、我這可怕的新自由。”不再是報複，而是反抗了。可見，基裏洛夫是個荒誕人物——但對他自殺這一點，要有基本的保留。他本人也解釋了這種矛盾，甚至同時透露了最純粹的荒誕秘密。的確，他為致命的邏輯增添了一種異乎尋常的雄心，賦予人物滿足全部心願的遠景：他想自殺以便化為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