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學術界，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是公認的德國現代民族主義的根源。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期間，法蘭西民族爆發出的巨大能量和包括普魯士、奧地利在內的德意誌諸邦的失敗使德國人深受震撼。前者的勝利使德國人找到了學習的榜樣，後者的失敗使之深感建立統一而強大的德意誌民族國家的必要。
拿破侖在德意誌的統治具有兩重性。從積極方麵看，拿破侖通過帝國直屬領地歸並和教產還俗等一係列舉措，沉重打擊了德意誌的分離勢力，德國的分裂狀況大大減輕。由於貫徹法國革命的原則，推行具有教化作用的《拿破侖法典》，廢除封建特權，德國人享受到了“從未享受過的自由、平等”，拿破侖的統治起初受到許多德國人的歡迎。巴伐利亞作家馮·阿雷廷男爵（Christoph Freiherr von Aretin，1773—1824）稱拿破侖代表了“真正的德意誌精神”，達爾貝格大主教也稱其“是一個超常之人”，不隻是“某個民族的恩人”，而是“整個人類的恩惠者”。黑格爾甚至在耶拿戰役的前一天還寫道：“正如我早先所期望的那樣，現在每個人都希望法國軍隊獲勝。”因此，在許多德國人的眼裏，拿破侖成了“革命之子”。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拿破侖的獨裁專製政策和在德意誌推行的“帝國主義”政策日漸激起德國人的反感和憤怒。他在1804年加冕為皇帝表明，他已經背離了共和製的原則，從而失去了一些擁護共和製的德國人的支持。著名音樂家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就把準備以“波拿巴”為題獻給他的第三交響曲改名為“英雄”，以示對他的不滿。
與此同時，拿破侖對德意誌兩大強國的勝利雖然使他成了德意誌的統治者，卻也大大刺痛了德國人的民族自尊心。他的以戰養戰政策，對普魯士、奧地利等德意誌邦國的掠奪性賠款政策等，大大惡化了德國人的經濟生活，引起德國人的強烈不滿；沉重的軍役負擔、強迫征稅等則使德國人開始憎恨法國人的統治。尤其令德國人不能容忍的是，拿破侖在德國實行嚴格的新聞管製和嚴厲的鎮壓政策。1806年8月26日，紐倫堡書商約翰·菲利普·帕爾姆（Johnn Philip Palm，1766—1806）因在其出版的《深受淩辱的德國》（Deutschl and inseinertiefen Erniederigung）小冊子中號召武力反抗法國的侵略而被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