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是因為克拉普太太的勸誡，或許僅僅是因為“九柱戲”和“特拉德爾斯”發音相近[1]，第二天我忽然想去看看特拉德爾斯。他上次說有段時間不在倫敦，如今應該早就回來了，而他就住在卡姆登區獸醫學院附近的一條小街上。聽律師公會一個住那一帶的辦事員說，那地方的房客大多是有教養的大學生，他們會買回活驢，在自己房間拿那種四足動物做實驗。向這個辦事員問清楚前往那個學術園地的路線之後，我當天下午就動身去探望我的老同學了。
我發現，若是為特拉德爾斯著想的話，那條街不如我想象的那樣令人滿意，那裏的居民總喜歡把用不著的零碎玩意兒扔到馬路上。滿地的白菜葉把路上弄得臭烘烘、黏糊糊的，看起來特別肮髒淩亂。垃圾也不限於菜葉，因為在我尋找特拉德爾斯的門牌號的過程中，親眼看見了一隻鞋、一口壓扁的燉鍋、一頂黑軟帽和一把雨傘，破爛程度各不相同。
那地方的氣氛讓我不得不回想起我跟米考伯夫婦住在一起的日子。我尋找的那座房子散發著一種難以名狀的沒落貴族的氣象，令它跟那條街上其他所有房子都不一樣—那些房子的樣式千篇一律，看起來仿佛是剛學建築的粗笨孩子的早期作品，那孩子尚未掌握磚塊和灰漿的運用之道，就像習字還處於胡亂塗鴉階段—這更讓我想起米考伯夫婦來。我來到門前，剛好碰到下午來送奶的工人把門打開，這讓我更強烈地回想起米考伯夫婦來。
“我說，”送奶工對一個非常年輕的女仆說，“我那筆小小的送奶費，你跟主人提過沒有？”
“噢，主人說了馬上就處理。”女仆答道。
“因為，”送牛工接著說，就像沒聽到那句回答似的，而且從他的語氣判斷，與其說是對那個年輕女仆講的，倒不如說是對房子裏的什麽人講的—他往走廊另一頭怒目而視的那副神氣更是加強了我的這一印象—“因為那筆小錢實在拖得太久，我都覺得已經徹底沒戲，再也要不回來了。哼，這樣子我可不幹，你聽見沒？”送奶人繼續衝屋內大喊，對走廊另一頭直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