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兩位年長的女士終於回信了。她們向我致意，並通知我，“為雙方的幸福著想”，她們已對我的來信進行了充分考慮—“為雙方的幸福著想”這句話令我悚然一驚，這不僅是因為，在前麵提到的家庭不和中，她們就曾說過類似的話，而且還因為，根據我當時的觀察（也是這輩子的觀察），那種套話就像煙花，放出來很容易，但也可能變成各種形狀和色彩，與原來的形態截然不同。兩位斯彭洛小姐補充說，對我的信中提及的問題，她們希望不要“通過書信”表達意見，不過，倘若我肯賞光，某天登門造訪（如果我認為合適，可由一位密友陪同），她們將很高興與我當麵商討。
對這封充滿善意的回信，我立刻做出答複。我恭恭敬敬地向兩位斯彭洛小姐致意，並說我將榮幸地按指定的時間登門拜訪。承蒙惠允，我將攜內殿律師學院的朋友托馬斯·特拉德爾斯先生同往。把信寄出後，我馬上陷入強烈的緊張之中。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約定那天。
在這緊要關頭，我卻失去了米爾斯小姐無法估量的巨大幫助，不由得深感不安。米爾斯先生總在幹給我添堵的事—或者說我感覺他如此，反正都一樣—這一次，他將這一行為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他忽然心血**，要去印度。除了給我找麻煩，他還有什麽理由要去印度呢？當然，他與世界其他地方沒有任何關係，卻同那裏淵源頗深。他做的買賣，不管是什麽，都與印度有關（我自己也做過買賣金繡披肩和象牙的迷夢）。他年輕時到過加爾各答，現在又打算以常駐當地的合夥人的身份再去一趟。這對我來說無所謂，但對他而言，帶朱莉婭一起去印度卻事關重大。於是，朱莉婭到鄉下去向親友告別，他們的房子上貼滿了租售廣告，家具（包括衣物壓幹機在內的所有家具）統統議價出售。這樣一來，我還沒有從上次的衝擊中恢複過來，便又淪為第二波劇震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