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即位時，天下已逞亂象，不再太平。
早在天啟元年（1621）九月，四川永寧土司奢崇明就發動叛亂。次年二月，貴州水西土司安邦彥也反叛，策應奢崇明，西南大震。直到崇禎初年，朝廷在吃盡苦頭後才算把叛亂平息下去。
在福建等東南沿海地區，也不安寧。先是荷蘭殖民者占據澎湖列島，騷擾沿海。後經朝廷反擊，荷蘭人才退出澎湖，但仍盤踞台灣。更嚴重的是，在萬曆末期福建沿海已形成了不少海商集團，他們亦盜亦商，擁有武裝，勢力強大，朝廷奈何不得。至天啟年間，鄭芝龍等人的海商集團，幾乎在沿海地區經營著一個海上王國，根本不受朝廷的約束。直到崇禎初，鄭芝龍才名義上接受朝廷的招安，暫時不與朝廷作對。這些海盜雖搖身一變成了官軍，但朝廷仍是無法真正節製。
盡管川黔、福建有這樣那樣的麻煩，但至崇禎初算是基本解決了，至少在名義上算是解決了。崇禎帝對此甚至有些洋洋得意。其實，崇禎帝及朝廷的許多官員都忽視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即北方地區的不安定因素。
早在天啟二年（1622）的五月，山東就爆發過徐鴻儒的叛亂。這場叛亂雖由於組織者的失誤很快就被朝廷鎮壓了下去，但仍是一個大的凶兆。山東與京畿近在咫尺，竟出了這樣的大漏子，而且徐鴻儒用的手段也是令朝廷最為頭痛的民間宗教，即白蓮教，足見民心的不穩定及北方社會問題的嚴重。
由於徐鴻儒之亂很快被壓服，山東的局勢也暫時被穩住，朝廷認為北方大概不會再出問題。其實，就在山東被壓服的同時，西北的動亂已在醞釀之中，並漸見端倪了。
陝西的民變，實際上從天啟五年（1625）就開始了。但那時的民變，規模較小，其行為也隻是邀路行劫，打家劫舍，還沒有發展到攻城殺官的地步。因此官府往往也隻把它視作一般的治安問題，不太注意。但至天啟七年（1627），恰恰就是這些小規模的民變，漸成燎原之勢，把陝西攪得天翻地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