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講明末的文官階層要對明朝的滅亡負責，是因為他們作為當時實際統治全國的精英階層，不僅沒有有效地應對明末的局麵，扭轉其崩潰之勢，反而起了反作用，加快了明朝的滅亡。
大明帝國，雖說由皇帝一人獨統，但實際上，即使是能力最強的皇帝，也無法做到事無巨細，樣樣過問。真正統治大明帝國的，還是那一班文官。因此，作為帝國實際統治者的文官集團，其能力、效率、責任心等方麵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帝國統治的局麵。
遺憾的是，明末文官集團的表現，實在是令人失望。
自張居正之後，文官集團已無法與皇帝進行有效合作（這當然也有皇帝方麵的原因），雙方關係屢屢發生危機，直接影響到了朝廷的統治能力。同時，其自身內部也無法精誠團結，通力合作，反而陷入長期分裂，門戶森然，黨爭不斷，爭權奪利，到天啟年間竟發展到互相殘殺、血肉橫飛的慘痛地步。崇禎帝即位後，誅殺魏忠賢等權閹，清洗閹黨，雖大快人心，但本質上也是文官內部鬥爭的另一形式。經過幾十年的激烈鬥爭，文官集團已是元氣大傷。更嚴重的是，崇禎帝清除了所謂閹黨之後，文官集團原已形成的這種風氣仍未有絲毫改變，相互傾軋、爭權奪利的內部鬥爭並沒有停止，仍是相當激烈。朝廷的高級官員，能超然於外而潔身自好的，可以說是寥若晨星。
依崇禎帝的本意，是要嚴禁植黨，根除黨爭的，但奇怪的是，黨禁越嚴，黨爭卻反而越演越烈。
本來，崇禎帝在清洗閹黨之後，曾任命了以韓鑛為首的東林內閣。但至崇禎三年（1630）春，韓鑛被罷，李標、成命基等也先後被罷歸，錢龍錫竟被逮問。東林內閣解體後，內閣遂被周延儒、溫體仁掌握。
崇禎朝的黨爭，導火線是崇禎元年（1628）底的廷推內閣。當時身為禮部右侍郎的東林黨人錢謙益，入閣呼聲很高，並被會推人選。這引起了同樣想急於入閣的吏部尚書溫體仁、吏部侍郎周延儒的不滿，他們先是放風說錢謙益操縱了會推，繼而又翻出天啟元年（1621）浙江鄉試的科場舊案，成功地使崇禎帝輕信錢謙益的人品有問題，而且有植黨嫌疑，最終導致錢謙益丟官，並同時取得了崇禎帝對自己的信任。事實上，真正植黨的倒是周、溫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