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特伊的樂句，使我想起了那個小樂句，我對阿爾貝蒂娜說，那曾經是斯萬和奧黛特愛情的國歌：“他們是吉爾貝特的父母，吉爾貝特我想您是認識的。您對我說過她沒有品位。她沒跟您套過近乎嗎？她可是對我說起過您的。”
她頓了頓，回答道：“是啊，碰到天氣很壞，她父母會派車來學校接她，我想她有一回捎過我，還吻了我。”她邊說邊笑，仿佛這是個挺有趣的秘密似的。“她冷不丁地問我是不是喜歡女人。(既然她好像隻記得吉爾貝特順路捎她回家，那她又怎麽能如此確切地說吉爾貝特問過她這麽一個奇怪的問題呢？)當時我也不知為什麽，突然起了個怪念頭想要騙騙她，就回答她說是的。(看來阿爾貝蒂娜生怕吉爾貝特告訴過我這事，不想讓我發現她在撒謊。)不過我們什麽也沒幹。(這就奇怪了，她們明明連這樣的體己話都說了，而且照阿爾貝蒂娜的說法，在這以前，她倆已經在車上擁吻過了，怎麽還叫什麽也沒幹呢。)她就這麽順路捎過我四五次，說不定還多些，沒有別的了。”
我好不容易才克製住自己，不再向她提問，裝出對這些事情都很無所謂的樣子。我重新拾起托馬斯·哈代小說中的石匠的話題。“您當然還記得《無名的裘德》，您有沒有注意到，在《心愛的人兒》中父親從島上采下的石頭，運到兒子的工作室堆放起來，後來也成了雕像；在《一雙湛藍的眼睛》中，墓和船的寫法都是相似的，兩個年輕人和他們所愛的姑娘的屍體，位於相鄰的車廂裏，[262]《心愛的人兒》中一個男人愛上三個女人，這跟《一雙湛藍的眼睛》中一個女人愛上三個男人也很相似，等等。總之，您注意到了嗎，所有這些小說是可以相互疊合的，就像在小島采石場上豎直堆疊的石屋。我現在不可能跟您詳細評說那些最偉大的作家，但您在斯當達爾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有一種高度感是和精神生活聯係在一起的，於連·索雷爾被關在高處[263]，法布裏斯被囚禁在塔樓頂上，布拉內斯神父在鍾樓上研究星相，而法布裏斯從那上麵眺望美麗的景色。您說您看過弗美爾的一些畫，那您一定會注意到，它們都是同一個世界的一些碎片，無論那是憑著何等的天才畫出來的，那總是同一張桌子，同一塊掛毯，同一個女人，同樣的全新的、獨特的美，如果人們不從題材上去尋找相似性，單單著眼於色彩所產生的印象，那麽，由於在當時既沒有跟這種全新的美相像的東西，也沒有可以用來解釋這種美的東西，這種美就隻能是個謎。哎，這種全新的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具有同一的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女性(如同倫勃朗畫中的女性一樣獨特)，神秘的臉上令人愉悅的美，轉瞬間會——仿佛那種美她是裝出來似的——變成一種令人驚駭的傲慢無禮(盡管她骨子裏還是個善良的人)，無論是納斯塔西婭·菲利波芙娜給阿格拉婭寫表達愛意的信、向她承認自己恨她，還是在一次與此極為相似的造訪的場景——跟納斯塔西婭·菲利波芙娜辱罵加尼亞父母的場景也很相似——中格魯申卡(卡特琳娜·伊瓦諾夫娜原以為她性情乖戾，結果卻發現她來造訪時非常客氣)突然露出凶狠的模樣，對卡特琳娜·伊瓦諾夫娜橫加辱罵(盡管格魯申卡骨子裏還是善良的)，不都是這樣的嗎？格魯申卡、納斯塔西婭，她們的形象不僅有如卡爾帕喬筆下的交際花，而且有如倫勃朗筆下的拔示巴[264]一樣獨特，一樣神秘。請注意，陀思妥耶夫斯基並沒有明確地意識到，這樣一張光彩照人卻又說變就變的臉，這樣一種刹那間讓她們變得叫人認不出的傲慢無禮(‘您不是這樣的。’梅什金在加尼亞父母家對納斯塔西婭這麽說，而在卡特琳娜·伊瓦諾夫娜家，阿廖沙也可以對格魯申卡這麽說)意味著什麽。與之相反的是，當他追求‘畫麵感’的時候，那些場景往往是愚蠢的，至多就是蒙卡奇[265]想要表現某時某刻的一個死囚，或者某時某刻的聖母的那樣一種場景。陀思妥耶夫斯基帶給這個世界的是一種新穎的美，正如弗美爾在他的畫中創造了猶如我們心靈一般的東西，讓我們看到了衣料和場所的某種色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不僅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人物，而且出現了前人不曾這樣寫過的住宅，《罪與罰》中的凶屋和它的看門人，難道不是寫得跟羅果靜殺死納斯塔西婭·菲利波芙娜時的那座又長又高又空曠的陰暗的老宅，那座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經典的凶屋，同樣的精彩嗎？一座住宅的這種令人心悸的新穎的美，這種跟女性臉龐混合在一起的新穎的美，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帶給這個世界的獨一無二的東西，文學評論家倘若把它跟果戈理，跟保爾·德·科克[266]相提並論，那是毫無意義的，隻能說明他們還沒有領略這種神秘的美的堂奧。而且，雖然我對你[267]說的是同一個作家在不同的小說中，寫的往往是同樣的場景，其實，當一部小說篇幅很長時，在同一部小說中也會反複出現同樣的場景、同樣的人物。我可以很容易地在《戰爭與和平》裏找一些例子，給你說明這一點，馬車上的某個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