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伯克利·科爾和丹尼斯·芬奇-哈頓來說，我家的房子就是一個人民公社。屋裏每一樣東西都屬於他們，而且他們以此為傲，發現缺了什麽就直接送來，所以我家裏上等的葡萄酒和煙草一直沒斷過，他們還從歐洲帶書和唱片給我。伯克利每次來我家的時候，車裏總是裝滿了火雞、雞蛋和橙子，都是從他在肯尼亞山的農場拉來的。他們都想把我培養成品酒的行家，還費了不少時間來教我。他們很喜歡我的丹麥玻璃器和瓷器，經常把所有的玻璃器全拿出來，一件一件在餐桌上摞成一座高高的金字塔；他們很喜歡欣賞這種閃亮的景象。
伯克利住在農場的時候，每天上午十一點都會帶一瓶香檳去森林裏小酌。有一回在臨別之際，他為這段時間的歡樂向我道謝，並且補充說，隻有一點美中不足：我們在樹下喝酒用的都是粗劣俗氣的酒杯。我答道：“我知道，伯克利，但我剩下的好杯子不多了，如果讓仆人拿著走這麽遠，非得打碎了不可。”他嚴肅地看著我，把我的手握在他手心裏，說道：“但是，親愛的，這實在是太令人難過了。”從此以後他再去樹林裏喝酒，我給他帶上的就都是我最好的玻璃杯了。
伯克利和丹尼斯決定移民非洲的時候，他們在英國的朋友都覺得悵然若失；而且他們在殖民地也廣受移民的愛戴和敬仰，但奇怪的是，他們仍然是被放逐的人，仍然與這個世界格格不入。放逐他們的不是某個社會團體或某個地區，而是整個大時代——他們原本便不屬於這個時代。隻有英國才能培養出他們這樣的人，但他們卻是返祖的產物，來自早期的英國，來自一個已經不存在的世界。所以他們在這個時代永遠找不到歸宿，隻能四處漫遊，而我的農場也隻不過是他們漂泊途中的小站。他們自己沒意識到這一點，反而因為離開了英國而心懷愧意，覺得英國的朋友都在苦苦承擔著肩上的責任，自己卻心生膩煩，撒手而去，簡直是逃兵的行為。丹尼斯一想起年輕的日子(其實他現在也很年輕)，想起自己的理想和英國朋友當初的勸告，總會用莎翁筆下傑奎斯[17]的台詞來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