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0年12月14日，征收酒類消費稅的提案在國會引起軒然大波後的一天，亞曆山大·漢密爾頓遞交了另一份開創曆史先河的報告，這一次他吹響了批準成立美國第一家中央銀行——合眾國第一銀行的號角。整個國家尚未消化財政部長在短短15個月間層出不窮的各種方案計劃，正逐漸了解漢密爾頓的頭腦是多麽高產。他正在為締造一個強大的國家而添磚加瓦：公共信用、高效的稅收製度、海關業務，現在還有強大的中央銀行。在其所有不朽的計劃中，關於合眾國第一銀行的提案引發了對憲法的最深層探討。
在時間上，美國獨立戰爭及其餘波與18世紀晚期的兩次巨大變革恰巧重合。政治領域中出現了對皇權統治的批判，湧現出尊重個人自由、多數統治和有限政府的全新思潮。除了漢密爾頓，富蘭克林、亞當斯、傑斐遜和麥迪遜都在該領域做出傑出貢獻。然而，如果說到該時期並行的經濟巨變——工業革命、全球貿易的擴張、銀行和證券交易的發展——漢密爾頓是無可匹敵的美國先知。在其他開國元勳中，沒有誰能橫跨這兩個領域，隻有富蘭克林還稍微接近一點，這也離不開漢密爾頓的創新與偉業。他清醒地預見美國經濟的未來，他提出的願景令多數人著迷，也有人為之深感不安，但這願景終將迎來成功的一天。他堅定不移地站在曆史分水嶺中現代化的一側，這使他看上去似乎與其他開國元勳格格不入。他惹來如此眾多的恐慌和混亂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過去兩個世紀中，隨著美國對商業的態度在讚美和批判之間變化，漢密爾頓的聲譽也經曆了時盛時衰的大起大落。曆史學家戈登·伍德寫道：“雖然19世紀晚期美國人尊漢密爾頓為‘美國資本主義的創建者’，但到了20世紀的大多數時候，這種尊榮卻變成了他的汙點。”[1]所有的矛盾情感都是由資本主義引發的，比如它驚人的效率和顯著的不平等，這些都與漢密爾頓的形象密不可分。作為美國市場經濟的首席代理人，他必須刺激利益的驅動力，接受利己主義作為經濟行為的主要動力。同時，他從來就不是一個缺乏頭腦的商業鼓吹者，他清楚地知道，對財富的渴求有可能逐漸演變為有害的貪得無厭。在《聯邦黨人文集》第12篇中，當討論到繁榮如何促進貴重金屬的流通時，他將黃金和白銀比作“人類貪婪與進取心的心愛的物品”——這句話巧妙地概括了他對個人逐利行為的矛盾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