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93年3月4日，喬治·華盛頓宣誓連任總統。跟口若懸河的財政部長不同，他崇尚簡潔明了，發表了隻有區區兩段文字的就職演說。當他在參議院演講的時候，與他的第一次就職演說時的祥和氣氛截然不同，此時美國政局的裂痕開始顯露出來。總能敏銳地捕捉這種場景的費舍爾·埃姆斯調侃道：“黨派利益……必將導致一場危機。”他判斷，國會的共和黨人會拋棄他們對華盛頓第一任期相對克製的批評：“他們渴望複仇。財政部長就是他們準備砍殺的犧牲品……總統也未能幸免。他越是受人歡迎，他們越想毀掉他，因而總統也遭受了肆無忌憚的攻擊。”[1]
華盛頓第二任期被煽動性的外交政策議題所纏繞。法國大革命迫使美國人反思他們自己的革命的意義，漢密爾頓和傑斐遜的支持者對此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巴黎持續的騷亂增加了漢密爾頓派的擔憂，他們正努力撲滅國內的星星之火；而傑斐遜黨人則欲讓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勢。美國人越來越傾向於根據法國的情勢判斷他們自己的國內政治了：或者強調他們跟法國大革命的一致性，或者表達他們對大革命的種種行徑的厭惡之情。這樣，法國大革命既讓美國政治中的兩個黨派聯合在一起，又加深了他們之間的意識形態上的鴻溝。
大多數美國人頌揚法國大革命是他們自己革命的有意義的承繼者。1792年8月，國民議會在巴黎授予“喬治斯·華盛頓”“N.麥迪遜”和“簡·漢密爾頓”榮譽公民稱號，以確立兩國人民的兄弟關係。[2]當漢密爾頓收到了法國內務部長發來的確認此事的信件時，他很不屑地在背麵寫下了這樣潦草的文字：“來自法蘭西共和國政府的信，給我寄來一份公民證書，還弄錯了我的教名……真奇怪，法國竟然會這樣做。”[3]但是巴黎接下來發生的流血轉折讓在那裏的美國代表著實嚇了一跳。在1792年的夏天，威廉·肖特（William Short）——傑斐遜駐巴黎的私人代表，當時在荷蘭海牙——寫信給傑斐遜說道：“法國那些瘋狂墮落的人以自由之名徹底摧毀了他們自己的政府。”他還說，巴黎的街頭“簡直可以說是血流成河”。[4]肖特還向傑斐遜描述了暴徒衝入王宮囚禁了路易十六的情形。8月末，在法國的杜伊勒裏宮附近架起了一座斷頭台，當時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和讓-保爾·馬拉（Jean-Paul Marat）發起了一場規模浩大的驅趕教士、保王分子、出版商、法官、流浪者以及妓女——所有被視為國家敵人的人——的活動。當1400名政治犯在被稱為“9月大屠殺”的事件中被殺戮的時候，陷入自我陶醉中的羅伯斯庇爾宣稱，這是“能給人類增光添彩的革命中最壯美的一次革命”。[5]馬拉也附和道：“讓賣國賊流血吧，隻有這樣才能拯救我們的祖國。”[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