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曆山大·漢密爾頓在其最後的苦樂參半的歲月裏，內心充滿了矛盾複雜的情感。有時，他似乎隻關注他的政治前途，但另一些時候，他又對傑斐遜的勝利是如此沮喪，以致他似乎準備認真踐行已經說過多次的承諾，退隱山林，忘卻紛繁政事。他不再被視為聯邦黨的領袖，對於一個曾經輝煌一時的人來說，現在的情形讓他覺得很不舒服。他依然在曼哈頓下城區擁有一家律師事務所，1803年，他將律師事務所從石頭大街69號搬到了花園大街12號。他在帕特什大街58號（現在的富爾頓大街）有一處臨時寓所，但他大多數時間都陶醉在格蘭其莊園寧靜的氛圍中。1803年11月，魯弗斯·金記錄了他對漢密爾頓新的鄉村生活和精神狀態的印象：
漢密爾頓是法律行業的翹楚，月收入也相當可觀。他完全生活在離城15公裏的別墅裏，每周四五天，每天大約三小時，會被他花在往返於家和城市之間的路上。我並不認為他還在幹預或牽掛政事。他對我們的體製和政府已有十分明確的看法。作為對這個國家最有發言權的兩位偉人之一，他除了預言以外，無需做其他事。[1]
漢密爾頓撇開日常政務，將主要精力放在法律工作和政治理論的研究上。他最初拒絕了一項以書籍的形式出版《聯邦黨人文集》的計劃，他告訴出版商說，自己還會做得更好，“既然我給予民眾牛奶，今後我還將提供肉菜”。[2]最終，漢密爾頓配合了這個項目，為這部於1802年發行的圖書校對並勘誤，他不大有興趣標明各篇文章的作者，盡管他自己寫就了其中的大多數。當埃格伯特·本森請他注明作者身份時，漢密爾頓反應出奇得不痛快，就好像這個請求讓他為難一樣。一天早上，他在本森的辦公室逗留時，在一些法律文件中加塞了編輯想要的那份清單而沒有留下任何評論。麥迪遜也留下一張清單，隻是與漢密爾頓的有矛盾之處。後來的學者在這個問題上可沒少花工夫，簡直要發展成一個產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