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件事就像法國人所說的是樁gaffe(蠢事)，都是因我的愚蠢而起，完全是無心之過。雖然我後來試圖扭轉過失，但是正如我們急著想要修好手表裏的齒輪一樣，操之過急往往壞了整隻表。即使今天，事情過了這麽多年，我仍舊理不清自己的愚蠢究竟在哪裏結束，真正的過錯又從哪裏才開始；也許我永遠都無法厘清。
當年我二十五歲，擔任某輕騎兵團的現役少尉。不能說我對軍官階級特別有熱情或是發自內心的使命感，但是在一個傳統奧地利公務員家庭裏，有兩個女孩和四個總是吃不飽的男孩圍著一張寒酸的飯桌，當然就不會多問他們的誌願和興趣，而是早早把他們送進職場的烤爐裏，免得對家庭經濟造成長久負擔。我哥哥烏裏希在小學就因為用功過度把眼睛弄壞了，家人隻好把他送去神學院；我因為骨骼強壯被送進軍校：一旦上了軍校，人生就會自動發展下去，不必再為此傷神。國家自會替你安排一切，短短幾年內按照國家預定的模式把一個麵色蒼白、半大不小的男孩塑造成一個長著軟髭的預備軍官，把他送進部隊好立刻派上用場。有一天適逢皇帝大壽，還不滿十八歲的我已塑造成形，不消多久軍服領子也別上了第一顆星[1]，頭一階段目標到此算是達成。從此，每隔一段時間即可自動晉升，直到老年得痛風退伍為止。在開銷頗高的騎兵隊裏服役絕非我個人願望，而是我伯母黛西的奇想。她嫁給我伯父是再婚，當時伯父正好從財政部轉到某家銀行擔任收入較優渥的董事長。既富裕又愛擺派頭的她，無法忍受霍夫米勒的同姓親戚中有人“敗壞”家族門風，隻因為他在步兵隊服役。她由於這個突發奇想，每月補貼我一百克朗，所以在她麵前我必須隨時卑躬屈膝、感激涕零。待在騎兵隊或甚至任何現役軍官職務是否合我的心意，這個問題從來沒人想過，我自己想得最少。我隻要坐上馬鞍就覺得自由自在，也不會去思考馬脖子以外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