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古蘭末是個古城，建立在一座圓錐形的岩崖頂上，夏朗德河在底下的草原中蜿蜒而過。岩崖靠貝利穀方麵連著一帶小山，在巴黎到波爾多的大路經過的地方，山脈突然中斷；岩崖便是山脈的盡頭，地形像個海角，麵臨三個風景秀麗的盆地。城牆，城門，以及矗立在岩崖高處的殘餘的堡壘，證明安古蘭末在宗教戰爭時代形勢重要。城市位居要衝，從前是天主教徒和加爾文教徒必爭之地。不幸當年的優勢正是今日的弱點：城牆和陡峭的山崖使安古蘭末沒法向夏朗德河邊伸展，變得死氣沉沉。我們這故事發生的時期，政府正往貝利穀方麵擴建城市，沿著丘陵築起路來，蓋了一所州長公署，一所海軍學校和幾處軍事機關的房舍。可是商業在另一地區發展。附郭的烏莫鎮早在山岩下麵和夏朗德河邊像一片野菌似的擴張，巴黎到波爾多的大路就在河邊經過。人人知道安古蘭末的紙廠名氣很大，紙廠三百年來不能不設在夏朗德河同幾條支流上有瀑布的地方。政府在呂埃鎮上為海軍辦著國內規模最大的鑄炮廠。運輸，驛站，旅館，製車，交通各業，所有依靠水陸要道的企業都麇集在安古蘭末的山腳底下，避免進城的麻煩。皮革業，洗衣作，一切與水源有關的商業，當然跟夏朗德河相去不遠；河邊還有酒棧，從水路來的各種原料的倉庫，有貨物過境的商號。烏莫因之成為一個興旺富庶的市鎮，可以說是第二個安古蘭末，受到上城嫉妒。政府機關，主教公署，法院，貴族，集中在上城。所以烏莫鎮盡管活躍，勢力一天天的增長，終究是安古蘭末的附庸。上麵是貴族和政權，底下是商業和財富；無論在什麽地方，這兩個陣營總是經常對立的；我們很難說上城和下城哪一個恨對方恨得更厲害。這局麵在帝政時代還算緩和，自從王政複辟以後，九年之間變得嚴重了。住在安古蘭末上城的多半是貴族或是年代悠久，靠產業過活的布爾喬亞，形成一個土生土長，從來不容外鄉人插足的幫口。難得有一戶從鄰省搬來的人家，在當地住到兩百年，和某一舊家結了親，勉強挨進去，而在本地人眼中還像是昨天新來的。那些古老的家庭蹲在岩石頂上，好比多疑的烏鴉；曆屆的州長，稅局局長和行政機關，四十年來一再嚐試，想叫他們歸化；他們出席官方的舞會宴會，卻始終不讓官方人士到他們家裏去。他們嘴皮刻薄，專愛挑剔，又嫉妒，又嗇刻，隻跟自己人通婚，結成一個緊密的隊伍，不許一個人進去，也不許一個人出來；不知道近代的享受；認為送子弟上巴黎是斷送青年。這種謹慎反映出那些家庭的落後的風俗習慣。他們抱著蔽塞的保王思想，沒有真正的宗教情緒，隻曉得守齋念經，像他們住的城市和山岩一樣毫無生氣。可是在鄰近幾州之內，安古蘭末的教育頗有名氣；四周的城鎮把女孩子送來進私塾，進修道院。不難想象，等級觀念對於安古蘭末和烏莫之間的對立情緒影響極大。工商界有錢，貴族窮的居多。彼此都用輕視的態度出氣，輕視的程度也不相上下。安古蘭末的布爾喬亞也卷入漩渦。上城的商人提到城關的商人，老是用一種無法形容的口吻說：“他是烏莫鎮上的！”王政複辟以後，政府把貴族放在突出的地位，讓他們存著一些隻有社會大變革才能實現的希望，因而擴大了安古蘭末和烏莫的精神距離，比地理的距離分隔得更清楚。當時擁護政府的貴族社會，在安古蘭末比法國別的地方更褊狹。烏莫人的地位竟像印度的賤民。由此產生一股潛在而深刻的仇恨，不僅使一八三○年的革命那麽令人吃驚，一致，並且把長期維持法國社會秩序的各種因素摧毀了。宮廷貴族的傲慢使王上失去內地貴族的人心，內地貴族也傷害布爾喬亞的麵子，促成他們叛離。因此，一個烏莫出身的人，藥房老板的兒子，能踏進特 巴日東太太府上，確是一次小小的革命。這革命是誰促成的呢？是拉馬丁和維克多 雨果，卡西米 特拉維涅和卡那利斯[23]，貝朗瑞和夏朵勃裏昂，維勒門和埃寧，蘇梅和蒂索，埃蒂安納和達佛裏尼，朋雅明 公斯當和拉美內，古尚和米旭，總之是老一輩的和小一輩的出名的文人，不分保王黨進步黨。特 巴日東太太喜愛文學藝術，那在安古蘭末是荒唐的嗜好，大家公開惋惜的怪癖；可是我們描寫那女子的身世的時候不能不為她的嗜好辯解。她是生來可以出名的，因為處境不利而埋沒了，她的影響決定了呂西安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