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出戲是靠一根發條的作用來推動的，那在新舊文學中已經用得俗濫了[109] ，要不是裏頭有一個布勒塔尼老太太，——甘爾迦羅埃家的小姐，大革命時代的流亡貴族，恐怕誰也不會覺得這個發條在一八二九年還有什麽作用。可是我們得承認：一八二九年代，貴族在政治方麵喪失的地盤，在風俗習慣方麵略微爭回了一些。並且，我們祖父母一輩對於婚姻要門當戶對的心理是不會消滅的，它跟文明社會關係極密，又是從家庭觀念中來的。就是現在，不論在日內瓦，在維也納，在納摩，那心理依舊占著優勢，正如當年才莉 勒佛羅不許兒子娶一個私生子的女兒一樣。可是一切社會成規都有例外。所以薩維尼昂想叫母親的傲氣向於絮爾天生的高貴低頭，而母子兩人也就立刻開始摩擦了。薩維尼昂才坐上飯桌，母親便提到甘爾迦羅埃和包當丟埃的來信，她認為他們態度惡劣透了。
薩維尼昂回答說：“母親，現在沒有家庭，隻有個人了！貴族之間也沒有什麽休戚相關的情誼。今日之下，人家不問你是否姓包當丟埃，是否勇敢，是否政治家，隻問你納多少稅[110] 。”
“那麽王上呢？”
“王上處於兩院之間[111] ，仿佛一個男人處於大婦與情婦之間。所以我應當娶一個有錢的姑娘，不管什麽家庭出身，隻要有一百萬陪嫁，教養不壞，就是說受過私塾教育的就行。”
“那是另外一件事了！”老太太回答。
薩維尼昂一聽這話，皺了皺眉頭。他知道母親的特性就是有那種頑石一般的，所謂布勒塔尼人的固執；他想在這個微妙的問題上把母親的意見馬上弄清楚。
“那麽，”他說，“倘若我愛上一個姑娘，譬如說，像我們鄰居的幹女兒小於絮爾那樣的，你是反對我跟她結婚的了？”
她回答：“是的，隻要我活著。我死了以後，包當丟埃和甘爾迦羅埃兩家的血統和榮譽，就歸你一個人負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