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賴辛的讀書會還不錯，但無論是我自己還是觀眾的狀態都沒有我想象中的好，氣氛比較沉悶，此後的晚餐是在一座昔日的修道院（有拱頂）吃的，我喝多了。
每次來德國，在四季飯店這種地方，我都會發現這樣的對比：衣著華貴的酒店客人（一本正經的商業階層）和刻意不修邊幅的記者（仿佛故意惹父母不高興的青少年），這是一個自相矛盾的醜陋社會，與我們的社會相似，比我們複雜，甚至比我們墮落。
不知道是因為時差還是又產生了新的創作靈感，我讀不進任何連續性的內容，比如客房服務菜單、酒店的設施清單，還有諾曼·謝利的《格雷厄姆·格林傳》，我本來沒打算帶這本書，一定是無意中塞進了我隨身攜帶的包裏。我能讀下去的隻有那些看上去重要的段落的最後幾句，段落當中的某些句子偶爾會跳出來，讓我眼前一亮，然而我沒法連續著讀什麽東西，思維總是不斷跳躍。
謝利這樣寫格林：“對粗鄙、肮髒、色情和下流的追求開拓了他的廣度，從他的日記中也能看出這一點。”我懷疑從我的日記中也能看出這一點，希望如此吧。社會竟然期望（甚至接受）男作家追求粗鄙、肮髒、色情和下流，我覺得惡心。作為作家，如果我也有勇氣追求粗鄙、肮髒、色情和下流，對我也肯定有好處，但別人要麽會迫使追求這些東西的女人覺得自己可恥，要麽嘲笑她們的自我辯護荒唐聒噪，仿佛她們在吹牛一樣。
就算我付錢給一個妓女，讓我看她如何接客，記錄那些見不得人的秘密交易的種種細節……這也是作家分內的事，然而人們卻給女作家設下種種限製，好比一個男作家可以有各種風流往事，這些曆史甚至使他顯得更有魅力，情史豐富的女作家卻最好保持沉默，否則就要被人指指點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