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開國的黃初元年（公元220年），剛剛登基的魏帝曹丕當眾公布了第一批人事選任的詔書，排名首位的當朝太尉居然是那個多年來悶聲不響的原太中大夫—賈詡！不禁驚翻了一大堆文武百官。
當這個消息傳到千裏之外的江東時，孫權也忍不住笑了。他的這個“笑”是“譏笑”的“笑”，譏笑“中原無人”。
然而，到了一千多年後的今天，賈詡竟被一部分史學家和讀者大肆吹捧，甚至被稱為“謀略鬼才”“曹魏帝國的幕後推手”。這就未免太過誇張了。當然，他那種“明哲保身、隨機應變”的韜略和能力似乎也呼應了某一股社會思潮，而這股思潮的名稱，就是“精致的利己主義”。
實際上，縱觀史籍，賈詡隻是漢末三國時期諸多謀士當中並不特別冒尖的一個。他早年能夠功成名就，多半憑借的是他的平台和運氣；他晚年能夠位極人臣，大半又靠的是曹丕的濫賞“作秀”。像司馬懿那樣的真才實學，像諸葛亮那樣的遠見卓識，像陸遜那樣的文韜武略，認真分析起來，他其實一樣都沒有。
在入仕早期，賈詡最主要的平台是西涼武人集團。西涼武人集團內部十分缺乏謀略型人才，而賈詡有西涼第一智士閻忠所謂“（張）良、（陳）平之奇”的讚譽和加持，很順利地就做到了討虜校尉的職務。當年董卓遇刺後，西涼武人集團群龍無首，王允又昏頭昏腦地下了“絕殺令”，逼得“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間行歸鄉裏”。而賈詡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身為西涼諸校尉之一，與李傕、郭汜等同席共議，說服他們來個“絕地反擊”，殺回長安。後世竟對他這一計讚揚有加、吹噓不已。
但在筆者看來，他此舉不過是順勢而為、觸機而發，引動西涼諸將“困獸一鬥”罷了！其中的算計得失如此之分明，以李傕、郭汜等人之政治頭腦尚能接受，又何難之有？他隻是激發了他們“孤注一擲”的勇氣罷了。當然，賈詡亦頗有自知之明，在李傕等人攻下長安後要重賞他時，他認為自己是“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硬是推辭不受。這並非他真的過謙，而是他確實知道自己那時候不過是“矮子群裏當高人”，李傕、郭汜他們恰巧被自己以利害得失說動了而已。他這一計，盡管弄得中原神州從此是“伏屍百萬、流血千裏”，可他本人的利益卻得到了最大化的保全和拓展。在他眼中，這便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