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立魏當途，一向遵循的是“亂世用重典”的法家手法。《三國誌·魏書·武帝紀》注引《曹瞞傳》記載：
太祖（指曹操）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後數月，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
讀到這個故事時，當我們在為曹操的“執法嚴明、不阿權貴”而拍手稱快之際，卻不應該忘記這樣一個細節：其實，大權閹蹇碩的叔父僅僅是犯了宵禁，便被曹操斃於杖下，是否未免太過苛酷了？
《史記·李廣列傳》裏寫道：
（李）廣嚐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嗬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
依《漢律》，那時的李廣犯了宵禁也隻是被扣在亭舍滯留了一個晚上。然而到了曹操手底下，竟成了“杖刑而斃”？由此可見，曹氏重刑過濫、恃強越度，是他固有的行事之風。
而正是在曹操以身作則的帶動和影響之下，曹丕、曹叡等人基本上都堅持了他的法家嚴酷之術，而未做到與時俱進、與民為安。曹丕以私怨而濫殺鮑勳、曹叡以校事而苛察百官，都是曹氏法家嚴酷路線的流弊。所以，明末思想家王夫之才在《讀通鑒論》中評論道：
曹操以刻薄寡恩之姿，懲漢失而以申、韓之法鉗網天下；崔琰、毛玠、鍾繇、陳群爭附之，以峻削嚴迫相尚。士困於廷，而衣冠不能自安；民困於野，而寢處不能自容。故終魏之世，兵旅亟興，而無敢為萑葦之寇，乃蘊怒於心，思得一解網羅以優遊卒歲也，其情亟矣。
司馬氏集團當國掌權之後，卻一反前軌，為收攬民心，令賈充、鄭衝、荀顗等大臣在漢律的基礎上修訂法律，他們的具體做法有：“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避免濫刑於眾；“省禁錮相告之條”，破除魏室先前密網般的“校事特務統治”；“輕過誤，老、少、女人當罰金、杖罰者，皆令半之”。對犯有輕罪的老人、少年及女性等弱勢群體，施行罰金或杖刑時，一律減半處置；“峻禮教之防，準五服以製罪”，正式以禮教訓導取代了刑名之偏枯，以禮為法，以德治民。當然，司馬氏這些舉措也有時難免會流於形式、流於虛儀，但的確充滿了儒家化的人情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