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南京。
朱元璋看著眼前的“錄取名單”，雙眉緊鎖。就在幾天前，他親自下令針對年初科考舞弊組建了“特別調查小組”。此次丁醜科二月會試所錄取的51人皆是憑才學錄取，無任何問題，這對於生性多疑的明太祖來說太不尋常了。一場科考，盡是南方人上榜。想到這裏，朱元璋調來了此次考試的試卷，一份份地看了起來。幾天後，朱元璋欽定以山東人韓克忠為代表的61人上榜，而此次上榜之人全為北方人。與此同時，朱元璋將本次考試的主考官劉三吾等人充軍，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南北榜案”。
28年後，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北京。
“南方士人偏於輕浮，長才大器者，俱出於北方。”大殿上的楊士奇向明仁宗朱高熾說道。但現實中，擁有眾多“學霸”的南方人總是在科舉中占盡先機，即便是在大開殺戒的“南北榜案”之後，錄取士子“南多北少”的情況也沒有得到太大改觀。從洪武三十二年（公元1399年）到永樂十二年（公元1414年）的15年間，總共錄取了1938名進士，其中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籍的進士竟然多達1621人，占八成以上。麵對這個客觀現實，仁宗又問楊士奇有何對策？楊回奏：“試卷可密封，標明‘南北’字樣，如取士一百，可分南卷六十、北卷四十。”仁宗大喜道：“往年取士北方人少，如照此辦理北人能感奮而起。”兩年之後，明廷又將會試試卷分為“北、南、中”三組，“南”“北”各取45%，“中”取10%，錄取士子南多北少的尷尬問題終於得到解決，最起碼是從製度上解決了，給國家人才選拔提供了一條相對公平的起跑線。
會試定額的出現是在短暫的洪熙朝中最為重要的一項製度革新。為什麽皇帝這麽重視科舉？因為曆代王朝的盛世都凝聚了文官集團的集體智慧，而不是某一帝王的英明睿智，明朝也是如此。像明初的寧國府知府陳灌創製的戶帖製度、劉基創立的衛所製都被洪武帝采用，身為一代雄主的朱元璋深諳此理，仁宗當然也明白。如果政府官僚集團出現明顯的地域差異，對國家政權的穩定很不利。從掀起“南北榜案”到洪熙朝定立“南六北四”製度，目的隻有一個：吸納北方士人，爭取支持，是為穩定政局而做出的“權力平衡遊戲”，而這個遊戲的砝碼就是科舉。其實明朝初年南北科考差異巨大是有客觀原因的，北方連年的戰爭加上黃河決口等災害讓山東、河北、河南等地人口銳減，呈現出人口北少南多的情況。即便是到了洪武十四年，建朝十幾年全國人口才六千萬，光浙江、江西兩省的人口就達到了近兩千萬。麵對如此大的人口優勢，科舉的“分區定額”無疑是保障公平的重要前提。那麽明朝的讀書人，從十年寒窗到登上廟堂將走過怎樣的進階之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