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茨·約瑟夫的專製主義政權成為民族主義的孵化器。1848年以前，作為貴族、農民、市民，以及牧師的普遍屬性，民族隻是以宗教、地區和家族為代表的眾多社會關係之一。如今，它已經成為一種主導力量，在一味地追求中央集權和整齊劃一的專製政權壓迫下不斷積蓄能量。1848年的時代劇變，為民族主義情緒提供了發酵的溫床——為自由而戰的英雄事跡、堅強不屈的民族主義戰士、獻身民族大業的革命先烈層出不窮。牆壁上的肖像畫、刺繡小樣上的樸素詩句，甚至向偶像致敬的各種發型，無一不令新生的民族群體心馳神往。19世紀60年代憲政時代的到來，絲毫沒有削弱民族主義思想的吸引力。恰恰相反，新生的議會為它的表達提供了載體，從而促進了它的效力和傳播。
民族身份的象征體現為不同的表現形式。就像捷克人的夾克上總是釘著精巧別致的紐扣，斯洛文尼亞人一如既往地披著睡鼠皮，匈牙利人永遠留著引以為傲的小胡子，凡此種種，一位好事的觀察者至少整理出23種此類特征，分別對應著不同的民族身份。某些鄉村流行服飾，也被貼上民族象征的標簽加以宣揚——色彩豔麗的匈牙利“考洛喬”刺繡，就借鑒了源自該國南部地區塞爾維村莊的一種民俗風格。道貌岸然的性學家甚至精心製作出一份清單，對外國婦女的墮落程度進行了由高到低的降序排列，墮落程度顯然取決於她們與觀察者主觀臆測中女性民族標準之間的偏差。
社會空間被重新劃定了界限。經過長達10年的漫長爭論，在19世紀60年代，曾經見證了巴爾幹各族人民和睦歲月的薩格勒布中心廣場，被一座耶拉契奇的馬背雕塑打上了鮮明的克羅地亞烙印。在布拉格，紀念捷克聖徒和德意誌英雄們的紀念碑就像一道屏障，將捷克市民和德國居民區分隔開來。街道和商店也散發著醒目的民族特征，不同的民族群體，通過居住地和商鋪位置來宣示自己的民族忠誠。在匈牙利，不同民族的酒館中銷售的酒水也各不相同——啤酒代表德國人，葡萄酒代表匈牙利人，廉價的白蘭地則麵向其餘種族。即便在醉酒後，不同民族的表現也各具特色，匈牙利人陷入憂鬱感傷，德國人開始喋喋不休，羅馬尼亞人變得爭強好勝，而魯塞尼亞人則開始語無倫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