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觀曆史
訪談者：AA
時間：2003年6月5日
訪談者：讀了你的《血酬定律：中國曆史上的生存遊戲》，想起了黃集偉在《南方周末》上的一段話。他說你興致勃勃地講述曆史故事，背後卻隱藏著清晰的學術建構，同時創造了許多新概念。這種意圖表現得更強烈了。在講述曆史故事的同時，你構建了一種解釋中國曆史的新框架。五階段理論遭到廣泛置疑後，探索新框架的努力就開始了。且不說從西方引進的各派理論，中國人自己創造的，八十年代已有超穩定結構的理論，近兩年又出現了“中層理論”的旗號，黃仁宇還有“大曆史觀”或“宏觀曆史”的說法，你的框架到底是什麽框架？
吳思：我沒有完整嚴密的理論，但我在讀史的時候經常想起前人的一個比喻，多少起到了分析框架的作用。
1874年，李鴻章用“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來描述中國在西方列強衝擊下的處境：環境範圍變了，對手變了，對局的手段也變了。李鴻章的“變局”說廣為人知，但他並不是這個比喻的發明者。李鴻章之前約一百年，史學家趙翼的《廿二史劄記》就有“漢初布衣將相之局”這樣的題目，趙翼說：“秦漢間為天地一大變局，”他說，秦漢以前是“封建諸侯”社會，君和卿大夫都是世襲的。秦滅六國，開創了“一統之局”，隨後，布衣可以當皇帝，無賴匹夫立功也可以當將相，封建之局大變。趙翼還用了定局、新局等說法。
再往前追，《三國演義》描寫劉備三顧茅廬，聽到諸葛亮作的一首歌：“蒼天如圓蓋，陸地如棋局，世人黑白分，往來爭榮辱……”已經以棋局比喻人世。宋代大儒朱熹也說過這樣的話：“天地間道理有局定底，有流行底。”（朱子語類卷六五）朱熹已有用“局”內的互動關係來為事物定性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