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者：《中國經營報》，murong
時間：2008年9月25日
從我們以前成功的經驗來看，對媒體和社會輿論的開放會是一個突破口。它一旦出現將會是一個現實體製之外的獨立的激勵源泉和判斷標準，隻要保持這種獨立性，對社會就有影響。
30年產生了新物種
訪談者：中國的改革開放進行了30年，你觀察這30年的進程，最大的變化在什麽方麵？
吳思：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觀察角度，我選擇的是生物學進化論的範式，簡單地說就是“遺傳變異、適者生存”。從這個角度去看中國過去的30年，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最大的變化就是變異出了幾個新物種——即新的階級出現了。
30年前的中國沒有自耕農式的農民，有的僅僅是人民公社社員，在這條路走不通的情況下才恢複了農民這個物種、恢複了小農階級。之後他們走得有聲有色，從中分化出了大批的農民工——真正的無產階級，所建的鄉鎮企業又分化出了一批資本家和商人，這可謂是精彩紛呈的社會進化路徑。可以說中國的農村，經曆了一個後退又繼續前進的過程，符合生物進化的規律，一種生物形態——人民公社社員——失敗後再重新開始。
30年前的中國城市沒有資產階級，是官有、官管、官辦的官有企業的天下。沒有工人，隻有職工——以做工為職業的官辦企業的雇員。管理者也不是資本家，而是國家幹部、官員，商業企業也是一樣的情境。這些都是上世紀50年代公私合營之後的局麵，曆史證明這是失敗的。所以政府就開始有限地放開一些，允許部分回城知青和勞改釋放犯等城市無業者當個體戶，經過發展分化逐漸出現了兩個新物種——資產階級和工人。隨著私營經濟的茁壯成長、迅猛發展，使官辦企業遭遇了強大的挑戰和競爭，其資源、地盤和生存空間都在不斷萎縮，低效率的官辦企業被大量淘汰。順應這種形勢，政府的對策是抓大放小，收縮陣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