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與英國其他殖民地相比，確實具有獨特性，如懷斯所述，“澳大利亞是帝國政治中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91]。從地理位置上看，澳大利亞是太平洋地區的主宰力量，埃德蒙·巴頓爵士（Sir Edmund Barton）對於澳大利亞的評價是：“一個洲就是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就是一個洲。”[92]在太平洋地區，澳大利亞最靠近亞洲，無疑是英帝國在遠東的前哨站，一旦英國與印度或中國出現任何衝突，其軍隊可以由此更便捷地登陸兩地，對於帝國的軍事作用不言而喻。
從政治製度上看，澳大利亞各地完全沿襲了宗主國的傳統，特別是英國憲章運動後，一些憲章派移民到澳大利亞，將他們的政治主張如普選權等，帶到澳大利亞；在法律習慣上，澳大利亞完全繼承了英國的習慣法，加上宗主國對於殖民地的政治控製相對放鬆，澳大利亞的政治現代化進程較為領先。
在人口構成上，澳大利亞稱得上“不列顛以外的英國”。加拿大有法國人控製的省份，南非有荷蘭人的勢力，美國則是一個人口的“大熔爐”，而澳大利亞人口的97%為英裔。種族和血緣的關係加強了情感上的認同，使澳大利亞在宗主國眼中具有特別的地位。
從經濟發展方麵看，愛德華·吉本·維克菲爾德（ EdwardGibbon Wakefield）的“係統殖民”[93]政策解決了土地、資金和勞力等最根本的經濟難題。在殖民地不斷增加的過程中，自然資源的利用和開發以及交通設施的改善促進了澳大利亞經濟迅速發展。澳大利亞有豐富的牧場資源，牧羊成為有利可圖的產業，其羊毛出口量極大，羊毛成為許多澳大利亞人的生計來源；1851年維多利亞和新南威爾士發現了金礦，移民蜂擁而至，尋找黃金，試圖一夜暴富。金礦的發現不僅增加了澳大利亞的人口，而且使部分澳大利亞人富裕起來；交通設施的改善，溝通了澳大利亞各地的聯係，增加了交換，促進了民族市場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