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爾蘭問題一直困擾英帝國，自治法案的支持者被貼上了“帝國敵人”的標簽，迪斯雷利在評價格萊斯頓的愛爾蘭政策時說：“有一些人挑戰這個國家帝國的特性，他們嚐試了，但失敗了。他們試圖通過分離的方式削弱我們的殖民地。他們現在已經承認，分解聯合王國的形式不能夠完成他們的目的。”格萊斯頓的土地法沒有能從根本上解決愛爾蘭的土地問題，如西曼在《維多利亞時期的英格蘭》一書中所說：“他的愛爾蘭政策，在原則上遭到反對，在實踐上受到拒絕，加劇了內政和外交政策的軟弱，導致了貴族和鄉紳的不滿。”[117]
1879—1882年間，農產品價格下跌，加上歉收導致農業危機，佃農拖欠租金或者根本無法繳納租金，被驅逐的事件不斷上升，愛爾蘭地主和租地者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惡化。鼓動暴力的“芬尼黨人”與要求自治的愛爾蘭議員聯合行動，提出短期目標是保證佃農安全，長期目標是實行農民土地所有製以及愛爾蘭自治。1879年邁克爾·達維特（Michael Davitt）創建了“愛爾蘭土地聯盟”（ Irish Land League），在解釋土地聯盟的原因時，他說：“地主擁有法律，影響教會，占有依靠土地生存的人們的家。此外，地主還將自己的成員社會地位提高到一個優勢地位上，看不起養活他們的人們。對付這樣的敵人，我們有必要調動一切能夠調動的力量……把農民驅逐出土地，造成農村大量的謀殺事件，地主們決定依靠土地，而不願意接受格萊斯頓和福斯特先生的建議，他們是野蠻衝突的直接教唆犯，衝突已經付出了血的代價，愛爾蘭的悲劇導致了土地改革。”[118]
因此，愛爾蘭土地聯盟的宗旨是保衛愛爾蘭農民的利益，反對地主任意驅逐佃戶，反對饑餓，“為了愛爾蘭人民而保衛愛爾蘭的土地”[119]。土地聯盟的主席查爾斯·帕內爾（Charles Parnell）希望通過掌握愛爾蘭民族主義運動的領導權，與英國政府抗衡。他領導農民暴動，支持土地革命，並與激進派和工會建立密切聯係。為了幫助租地農民，土地聯盟向地主提出“公平租金”的建議，如果地主不接受，農民就拒絕繳納地租。同時，對於農民被驅趕的現實，建議愛爾蘭人不要購買驅逐農民的地主農場。[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