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70年代，印度2/3的領土在英國直接統治之下，1/3領土由600多個土著王公治理，每一個王公都配有英國印度政府任命的顧問。3億多的印度人不僅分屬不同的地域，而且被種族和宗教所分隔，嚴格的種姓製度又把他們分為不同的社會級別。但印度在英帝國內具有特殊的戰略地位，其重要性體現在兩個方麵：第一，印度是阻止俄國南下的屏障，對於保護帝國在南亞和中東的利益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二，印度為帝國的防衛提供了大量的軍隊。1878年，印度軍隊第一次被迪斯雷利政府派往馬耳他，開創了殖民地軍隊為帝國服務的先河。此後，印度軍隊在中國、波斯、埃塞俄比亞、新加坡、埃及和東非等地為帝國而戰。索爾茲伯裏勳爵說過：印度是英格蘭在東方的兵營，擁有印度使帝國變成一個軍事大國。[37]除此之外，印度對於帝國而言有無與倫比的經濟貢獻，帝國政府從印度獲取大量財富，如帕森斯所述：“是印度經濟的商業化所導致的經濟機遇將英國吸引到南亞次大陸。”[38]1886年印度的所得稅不僅維持了英印政府的開銷，而且為帝國提供了財政上的幫助。“東印度公司每年付出8%—12%的收入，大約為2000萬英鎊，彌補了英國與中國貿易的逆差。”[39]
在印度民族大起義之前，印度的管理權屬於東印度公司。18世紀前半期，公司的發展達到頂峰，在印度有三個主要的基地：孟買、聖喬治要塞（即馬德拉斯）和威廉要塞（即加爾各答），還有各式各樣的依附地。東印度公司的收入主要來自土地和貿易，到1740年，印度出口到英國的產品有硝石、藍靛染料、糖、辣椒、原絲、白布和棉紗，每年價值100萬英鎊，公司還通過有利可圖的茶和咖啡等商品，將貿易活動延伸到歐洲。
從1774—1785年，東印度公司管理的特點帶有明顯的“東方風格”，公司與土邦王公幾乎沒有任何往來，隻顧自己做生意；印度人仍然按照他們的宗教、法律和習慣生活。[40]1785—1792年間，大總督康沃利斯勳爵（Lord Cornwallis）開始對印度殖民地的管理、稅務以及法律進行改革。在管理方麵，康沃利斯禁止公司官員從事私人貿易，並以高額的薪水補償他們的損失。土地稅是康沃利斯麵對的最大難題。印度是一個完全農業的社會，土地收入是公共財政的主要來源。印度的傳統做法是：農民將收入的2/3交給柴明達爾，留下1/10自己使用，其餘的交給政府。在英國人眼中，柴明達爾就是地主，但實際上，他們僅僅是世襲的收租者和管理者。東印度公司在獲得土地所有權後，也利用柴明達爾征收土地稅，但是稅收量得不到保障。公司嚐試了很多辦法，由於缺乏對印度農村狀況的了解，始終不能解決問題。後來，東印度公司成立了稅收局，由東印度公司工作人員作為稅收專員管理印度的23個收稅區。在司法方麵，主要的措施是提高大總督和行政院成員的司法權威，由他們負責處理刑事案件，並在4個區采取巡回法庭的形式。各區的法庭負責處理民事案件，同時司法服務機構開始出現，為巡回法庭和區法庭提供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