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後期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在歐洲流行的年代，所謂“社會達爾文主義”是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ser）[16]將自然界的進化理論運用到人類社會的一種學說。他在《第一原理》中探索了世界上一切運動的規律，認為這是一種“力”的結果：世界上的一切運動都是由現象背後一種不可知的“力的持久性”所決定的，在“力的持久性”作用下，存在一種普遍綜合的規律——物體和運動不斷的再分配。這一規律主要由進化和分解構成，進化是物體的集結與伴之而來的運動；分解是運動的吸收與物體的分散。在運動過程中，當物體的集結和分化達到平衡時，由於外界的影響又受到破壞，於是新的集結與分化又開始，如此周而複始。由於“力的持久的作用”以及集結與分化這兩種對立力量的普遍共存，進化本身就是按均衡的方式進行的，最終必然導致普遍的和諧與平衡。
他將這種“普遍的和諧與平衡”引申到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對人類社會最終將以漸進和平方式達到完全的理想境界充滿了信心。斯賓塞認為，在達到理想社會之前，人類社會必須經過兩個階段：第一，軍事社會階段，為了對付外族的競爭，必須保證國內安定。第二，工業社會階段，隨著外部競爭的消失，國家內部的個人經濟競爭出現，國家功能發生相應的變化，為捍衛個人的利益而存在。[17]
英國正處於從軍事社會階段向工業社會階段的過渡時代，英國既存在與外族的競爭，又存在國內的個人生存競爭。他將生存競爭、自然淘汰的生物學原理運用到英國的社會中，認為在與外族和個人的競爭中，勝利的一方將獲得生存的權利，而失敗的一方則被淘汰。他在《社會學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社會有機體理論——社會與自然萬物一樣是具有結構和功能、並進行分化和發育的有機體。他總結了生物有機體和社會有機體的相同之處：都會生長發育，隨著體積的增大，結構不斷分化；在結構分化的同時，伴有功能的分化。組成有機體的各部分是相互依賴的，有機體整體的生命不同於構成整體的單元的生命。在大災難中，整體的生命可以毀滅，而單元的生命不會全部毀滅。如果沒有災難，整體的生命比單元的生命更長久。就國內的個人競爭而言，他在《社會靜力學》一書中指出：“在整個自然界，我們可以看到有一條嚴格的戒律在起作用。這條戒律有一點殘酷，可它也許是很仁慈的。在一切低級動物中，持久的普遍戰爭狀態使許多高尚的人大惑不解；歸根到底，這卻是環境所允許的最慈悲的規定。當反芻動物因年齡而喪失了其生存成為樂事的活力時，被一些食肉動物殺死，比起苟延因虛弱變得痛苦的殘生而最終死於饑餓，其實好得多。”[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