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張的主體是民族國家，民族主義起著相當大的作用，因此民族主義的極度膨脹是“新帝國主義”的另一個主要因素。19世紀後十年，英國幾乎所有的帝國主義者都受到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張伯倫、羅斯伯裏、寇鬆、米爾納（Milner）和羅得斯（Rhodes）等都認為，保留並擴大帝國事關英國的存亡。種族優越論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基本出發點，優秀的種族必定戰勝劣勢種族，白人有天生的統治權。1890年，羅斯伯裏在《泰晤士報》上寫道：“我們這樣的帝國，首要條件是帝國的種族——一種生機勃勃、勤奮向上、勇猛無畏的種族。其心智健康使它在世界的範圍內永遠處於不敗之地。適者生存是當代世界顛撲不破的真理。”[32]羅得斯在南非的擴張中也極力鼓吹種族優越論：“我們恰巧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人民，我們擁有正義、自由、和平的最高理想。我們居住的範圍越大，人類將越美好。”[33]張伯倫在1895年發表的講話中說：“我相信，不列顛種族是世人所看見的最偉大的統治種族。”[34]
與羅得斯的帝國觀念相比，寇鬆的帝國觀念更有現實性。他認為占有新的殖民地是為了舊殖民地的安全，在世界範圍內的爭奪讓英國得到最大的份額，為了保全既得的利益，就必須加強對殖民地外圍的保護，保護的範圍越大，原來的殖民地就越安全。為了保護印度的安全，英國就必須獲得阿富汗、波斯、阿拉伯和泰國，使這些地區成為印度的緩衝地帶；為了埃及的利益，英國必須獲得烏幹達；為了南非的利益，英國必須取得讚比西河。因此，殖民地版圖的擴大不僅是英國海外市場的需要，也不僅是爭奪霸權的需要，而且是保護既得利益的需要。
盡管英國的帝國主義者們大肆渲染種族優越論，但是，他們更加明白英國當時所麵臨的國際環境和競爭壓力。如果英國希望在與歐洲大國的競爭中取得生存，就必須采取措施開發新市場。“在半文明和不文明的國家中我們無所畏懼，如果這個努力會給帝國和政府帶來責任，對我們的國家來說將是值得的。”羅得斯把帝國擴張與英國人的生存聯係在一起，殖民地就是為“麵包和黃油”而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