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牛津大學曆史學家菲爾德豪斯（ D.K.Fieldhouse）在《曆史經濟評論》上發表了題為《帝國主義：曆史地理的修正》的文章，提出殖民主義是政治野心、國際競爭以及歐洲複雜局勢造成的後果。他斷言，帝國主義原則上是一種政治現象，由此開辟了帝國主義政治解釋的視角。
菲爾德豪斯首先回顧了歐洲400年的殖民史，認為殖民的動機非常複雜，大致可分為兩大類：經濟動機和政治動機。如果說經濟動機是歐洲殖民的出發點，那麽政治動機就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意外所得。歐洲人最早的殖民活動是為宗主國建立有利可圖的貿易，最典型的是建立商業基地，與當地統治者簽訂某種條約。但是，在沒有商品可以貿易的地方，占領就成為意外的收獲，如加勒比地區的糖島、東方的胡椒島、北美的皮毛產地以及秘魯的銀礦等。19世紀前，歐洲還沒有剩餘資本，投資僅僅限製在貿易方麵，資本出口在這些經濟活動中不能發揮作用。因此，從歐洲的擴張開始，經濟的作用並不十分明顯，許多殖民地更是政治和軍事競爭的成果，而不是追求利潤的結果。[80]
在論述帝國主義的政治特點時，菲爾德豪斯將英法在18世紀的殖民爭奪，與19世紀後20年歐洲列強瓜分非洲的帝國主義行為進行了比較。他認為，18世紀是英國與法國爭奪殖民地最激烈的時期，同時也是歐洲的大國政治確立的時期。“帝國政策是大國政治的一種反映：爭奪在美洲和印度的霸權，爭奪海上通向東方的戰略基地，都是政治而非經濟競爭的結果。”[81]例如，英國在加拿大的取舍上，更多考慮了殖民地的軍事安全和國家威望，較少地考慮其經濟價值。
如果說18世紀的擴張帶有政治色彩，那麽1870年以後帝國政策的政治性更加明顯。其原因在於：1815年以來到19世紀末，帝國的管理與早期的殖民產生了斷裂，前後不能用同樣的政治和經濟標準進行衡量。美國獨立以後，英國獲得了新殖民地，開始了帝國的重建（第二帝國）。在自由貿易原則的主導下，英國經濟領先世界，整個世界都是英國的市場和原料產地，殖民地對於英國的經濟幾乎沒有貢獻。另一方麵，殖民地在英國的外交中同樣不起重要作用。英國的海軍優勢使英國成為當時的超級大國，隻有法國和俄國還有抗衡的能力。同時，英國的經濟優勢和海軍霸權也保證了殖民地的安全，除了太平洋、近東以及印度邊界受到一些威脅外，其他地區幾乎固若金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