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英國對帝國依賴日盛的情況下，帝國卻開始變得越來越桀驁不馴，殖民地的鬥爭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主要因為如下幾個方麵。
首先，威斯敏斯特法案為殖民地要求獨立的鬥爭樹立了榜樣。殖民地的發展程度雖然大不相同，但內部卻存在著多米諾骨牌式效應。首先獲得自治與獨立的國家會對後來者產生深遠影響。英國政府可以想當然地認為殖民地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但殖民地民族主義者追求平等的要求與英國政府的這種想法並不相同。威斯敏斯特法案正是這樣的例子。為了更好地維護英國對自治領的控製，英國決定通過授予自治領獨立的形式來獲得對自治領影響的實質。但是，這一法案在客觀上加速了其他殖民地要求獨立的鬥爭，正如著名的英帝國史專家菲爾德豪斯所言，這一法案確認的自治原則正是英帝國解體的根源。[40]此後，其他殖民地也紛紛要求獲得同樣的自治權利。
其次，大蕭條削弱了宗主國與殖民地經濟互補的格局。在大蕭條中，英國為了彌補財政赤字，大大縮減了進口數量，並鼓勵本國農業的生產。[41]同時，那些主要依賴初級產品出口的殖民地也受到極大的震**。大蕭條讓初級產品的需求在數量上大為減少，價格上大幅下降，這自然使得殖民地的購買力隨之下降，各殖民地開始執行進口替代的發展戰略，印度、埃及等都是典型的例子。宗主國與殖民地的這種經濟新方向令原先工業世界與農業世界的互補格局不複存在，而這一互補性經濟格局的瓦解是民族主義無法阻遏的一個重要原因。[42]
再次，新一代民族主義者開始躍居政治舞台。大蕭條之前，殖民者在殖民地擁有自己的合作者，這些合作者充分利用外來勢力壯大自己，對殖民者的不滿使他們成為殖民地最早的、溫和的民族主義者，但是他們對殖民者的不滿總是限製在一定的範圍內，反西方的思潮是被壓製的，畢竟，這一合作機製也是他們獲利的基礎。[43]大蕭條惡化了殖民地的經濟與社會狀況，而英國對緩解殖民地的經濟困境幾乎無能為力。按照安東尼.洛（D.A.Low）的觀點，不能滿足被統治者的要求是民族主義興起的主要原因。[44]經濟的蕭條與社會的動**使得那些溫和的民族主義者地位開始下降，張伯倫對非洲殖民地的任意瓜分令殖民地的民族主義者更為清醒。新一代民族主義者開始興起，他們與原先的民族主義者大為不同，對殖民者的反對也更為堅決，尼赫魯與納賽爾都是這一新興民族主義者的代表。[45]殖民地的反抗鬥爭走到了一個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