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在埃及的政策與其軍事與政治考慮有關。為了加強對蘇聯的遏製，英國決定堅守蘇伊士運河基地。在埃及民族主義潮流洶湧澎湃之時，英國仍然把自己的戰略考量放在首位，這使它對埃及的政治變化反應遲鈍。可以說，在英帝國解體過程中，英國在埃及的頑固不化及由此導致的災難是密不可分的。
二戰後，英國很快確立了繼續統治蘇伊士運河區的方針。1945年3月，在內閣會議上，作為代首相的艾德禮指出，如果英國要繼續留在蘇伊士運河區並維持在中東的獨占地位，代價將是高昂的。他問道：既然蘇伊士運河是一條國際水道並讓全世界得益，為什麽要讓英國獨自承擔防衛的代價呢？為什麽不讓其他國家，例如美國也來承擔這一代價？他建議重新考慮英國在中東的戰略問題。[41]艾登反對艾德禮的提議，認為埃及與蘇伊士運河是英國中東防務的核心，其防務地位對“英帝國而言是生死攸關的”。[42]這一爭論直到二戰終結也沒有結束，英國繼續保持在蘇伊士運河區的軍事力量。二戰結束之時，蘇伊士運河區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軍事基地，它包括10個空軍基地、40個駐營區。蘇聯的態度則進一步刺激了英國的戰略安排，斯大林在戰爭結束時，要求在達達尼爾海峽擁有自己的軍事基地。在1945年的倫敦外長會議上，英國認為斯大林的要求如果實現，蘇聯在地中海東部地區的勢力將會大增並最終威脅到自己的利益，因而英國堅定支持土耳其。[43]英國也反對以蘇聯承認英國在中東與地中海東部地區的勢力範圍為條件而接受蘇聯在東歐擁有獨占地位，因為把英國從歐洲排除出去是與英國的大國地位不相符的。為了增加對付蘇聯的籌碼，英國政府希望維持自己在中東的獨占優勢。[44]
對英國戰略發起的最大挑戰是埃及的民族主義者。戰後埃及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運動日益高漲。1945年7月，埃及的民族主義代表華夫脫黨向英國駐埃及大使基勒恩勳爵（Lord Killearn）提出討論埃及地位的要求。9月，埃及又發表聲明要求修訂1936年《英埃同盟條約》，而新條約的基礎應該是英國從埃及撤軍以及埃及獲得對蘇丹的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