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對維持英帝國防務體係的強烈追求致使它在埃及受辱，在一個戰爭威脅沒有完全消失的時代，英國覺得殖民政策應該服從於帝國防務的需要，這使它完全背離了時代的潮流。同樣的思想也出現在塞浦路斯、亞丁等地。
對軍方來說，放棄那些在戰略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地區是不可想象的，塞浦路斯正是這樣的一個地區。[93]同時，塞浦路斯在英國對抗共產主義力量的布局中也具有重要意義，塞浦路斯是“當前全球意識形態爭鬥中一個脆弱的突出部分”。[94]殖民部的一些官員認為，為了更好地維持對塞浦路斯的統治，英國應該推動塞浦路斯的政治發展，“一個自治的塞浦路斯……會為維持英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做出有益的貢獻”[95]。外交部的一些官員也主張對塞浦路斯采取及時的讓步。[96]但是貝文反對塞浦路斯的政治發展，認為最明智的辦法是不討論塞浦路斯問題。貝文的看法得到軍方的支持，“應該采取強硬的態度來維持英國對塞浦路斯的主權”[97]。
對塞浦路斯的民族主義者來說，這種態度是不可接受的。他們認為英國應該在塞浦路斯推動政治發展，在這一要求的背後，是東正教民族主義者渴望塞浦路斯與希臘合並的訴求。
英國拒絕接受民族主義者關於成立大希臘的想法。塞浦路斯總督溫斯特（Lord Winster）把“大希臘”這樣的政治理想稱為幼稚的“塞浦路斯麻疹病”，負責中東事務的殖民部官員費希爾（Mary Fisher）對此使用了幾乎能夠找到的所有侮辱性詞匯，艾德禮也認為塞浦路斯民族主義者的想法是“泡沫而不是潮流”。[98]英國的這種態度是英國戰略考慮後的結果。一方麵，希臘正處於不確定狀態，共產黨在希臘的勢力很大，一個與塞浦路斯合並的大希臘有倒向蘇聯的危險。另一方麵，如果塞浦路斯民族主義者的理想實現，它會在英國的其他殖民地及占領地區造成多米諾骨牌效應，馬爾維納斯（福克蘭）群島、中國香港、直布羅陀、伯利茲等地都會麵臨同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