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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上哪兒去啦，亨利？”我問。他通常都是第一個吃早餐的。有時我還沒下樓他就已經離開了家，可是今早他一直沒碰過餐盤。我聽到前門輕輕地關上，隨後他進來了。

“哦，沿路走了走，”他含糊其詞地說。

“走了一晚上？”我問。

“那當然不是。”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他對我說了實話，“克朗普頓神父今天給薩拉做了彌撒。”

“他還在做這事？”

“一個月一次。我覺得去看看比較禮貌。”

“我想他不會知道你在那兒。”

“儀式結束後，我去找了他，向他表示感謝。事實上，我還請了他過來吃飯。”

“那麽我就出去。”

“我希望你別走，本德裏克斯。畢竟，他還是以自己的方式做過薩拉的朋友。”

“你該不會是也在變成信徒吧，亨利？”

“當然不是，不過他們同我們一樣有權利持有自己的看法。”

於是他便過來吃飯了。使薩拉同我分開的，就是這個醜陋、粗笨、長著一隻托克馬達【78】式的難看鼻子的人。支持薩拉信守那則本來一周內就該忘掉的荒唐誓言的人就是他。薩拉走進去躲雨，結果得了“要命的重感冒”的那座教堂就是他的教堂。想到這些，我連保持最起碼的禮貌都很難做到，招待客人的擔子全都落到了亨利一個人身上。克朗普頓神父不習慣於在外麵吃飯，他給我的印象是：外出吃飯是一項他覺得自己難以專心致誌去履行的職責。他的寒暄話說得極少，他的應答就像大樹倒在路上時發出的聲音那樣短促。

“我想你管的這片地方窮人不少吧？”亨利很受累地邊吃奶酪邊問道。他已經嚐試過很多話題——書籍對人的影響、電影、法國之遊、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可能性等等。

“問題不是這個。”克朗普頓神父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