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亞曆山德裏亞郊外過夜，清早驅車到達華盛頓。在我兒時的記憶中，華盛頓又熱又髒，到處充斥著手提鑽嘈雜的聲響。這裏的夏天有種異常汙濁的暑氣，空調還未出現的年月，你經常可以在美國大城市中體會到它。隻要是醒著，人們無時不在設法減輕這種炎熱——用寬手帕擦脖子，大口猛灌冷檸檬水，在開著的電冰箱前多耗一會兒，或者無精打采地坐在電風扇前。即使在晚上，炎熱也絲毫不會減退。外麵還算過得去，還能吹到一絲微風，可在室內呢，那熱氣卻永不散去。它就坐守在那兒，濃重且堅定。待在屋裏，仿佛待在一個真空吸塵器的袋子裏。我還記得，我曾睜眼躺在華盛頓鬧市區一家旅館裏，傾聽著8月夜晚的陣陣聲浪從敞開的窗子湧進來：警笛聲、汽車喇叭聲、旅館招牌上霓虹燈發出的輕響，車輛呼嘯著來來往往，有人大笑，有人大叫，有人被槍擊中。
我們有一次真見過一個被槍擊的人。那是在8月一個悶熱的夜晚，我們在格裏菲思運動場剛剛看完華盛頓參議員隊[1]以4∶3的成績打敗了紐約揚基隊，出來吃夜宵。中槍的是個黑人，他被一群人的腿團團圍住，躺在一攤汽油裏，我當時是那麽以為的，其實那肯定是從他頭上洞裏流出來的血。父母一個勁兒地趕我們走，告訴我們不要看，但我們還是看了，那是當然啦。這種事在得梅因可從沒發生過，所以我們都張大了嘴，呆呆地看著。以前我隻在電視上看到過謀殺，像《槍煙》和《法網》這樣的節目。我原以為那隻是為了推進劇情發展，卻從來不知道槍殺別人在現實世界中也是可行的。這可太奇怪了，就因為你覺得一個人在某些方麵很討厭，你就結束了他的生命。我想象著我的四年級老師比特鮑姆小姐——她上唇長著絨毛、內心險惡——躺倒在她桌子旁的地板上，永遠不再醒來，而我則站在她身旁，手中一把槍正冒著煙。這個設想很有意思，值得考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