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眼看見弗吉尼亞沃特，是在1973年8月的最後一天，一個分外燠熱的下午。彼時離我當初抵達多佛港，又過去了五個月光景。那年夏天我都在跟一位名叫斯蒂芬·卡茲的人結伴四處旅遊，他是在4月跟我在巴黎接上頭的，約莫十天前我終於在伊斯坦布爾滿懷感激地將他送走。我很累，在公路上顛得煩不勝煩，不過好歹回到了英國，我還是很開心。我剛從一列自倫敦發出的列車上下來，立時就著了迷。弗吉尼亞沃特村看上去既整潔又誘人。村裏布滿了懶洋洋的將近黃昏時的陰影，外加一片青蔥翠綠，綠得叫人受不了，隻有那些剛剛從不毛之地來的人才懂得欣賞。火車站後麵矗立著霍洛威療養院的哥特式塔樓，它就在緊靠車站的一個貌似公園的廣場上，由磚塊和山牆組成，像塊紀念碑似的。
兩個我在故鄉就認識的女孩在那家療養院裏工作，她們替我在她們那一層樓裏找了個睡覺的地兒，還讓我有機會敲打敲打她們那個積了五個月塵垢的浴缸。我本來打算第二天到希思羅機場趕一班飛機回家。我應該在兩周以後恢複我那沒精打采的大學學業。可是，在一家喜氣洋洋的、名喚“玫瑰與皇冠”的酒吧裏灌下幾杯啤酒之後，她們給我提了個醒，說那個醫院一直在找雜役工，而我的母語既然是英文，自然穩操勝券。第二天，我腦袋昏昏沉沉，也無從深思熟慮，就發覺自己已經在一邊填表格、一邊被告知要在早上七點到“圖客”病房的護士長那邊報到。第二天早上，有個麵目和藹、智商卻隻有孩童水準的小個子男人被派來帶我到倉庫裏去拿一套沉甸甸的鑰匙，還有一大摞疊得整整齊齊、搖搖欲墜的醫院服裝——兩套灰衣服、襯衫，一條領帶，幾件實驗室專用白大褂(他們琢磨著讓我幹什麽呢？)——然後領著我到馬路對麵的男工寓所，那裏有個白發蒼蒼的幹癟老太太將我帶到一個如同斯巴達軍營般簡樸嚴苛的房間裏。老太太的神情舉止讓我緬懷起我的老朋友古賓斯太太，她用同樣的腔調衝著我連珠炮似的指手畫腳，其命令包括：每周一次將髒床單換成幹淨的，哪些時段供應熱水，取暖器該怎麽操作。至於別的雜事兒，內容實在太多，她講得又飛快，我記不住。不過我聽到她提到了床罩，這一點讓我挺驕傲。熟門熟路啦，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