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我一直以來應付雨水的方式，就是徹底地忽略它。
我就是穿越雨水，隻顧走我的路罷了。
——大衛·馬克森（David Markson），《維特根斯坦的情婦》（Wittgenstein's Mistress, 1988）
有何可笑？
喜劇並不總是可笑的事情。令哈姆雷特感到震驚的是，其中一位掘墓人居然覺得可以開個玩笑：“難道此人對自己的工作毫無知覺？他竟在掘墓時唱起了歌曲。”然而，當悲劇上演的時候，主人公本人卻在黑暗中吹著口哨。尤其當他談到可憐的約裏克（Yorick）的頭骨時，他想起此人本來是“一個玩笑說不完的家夥”，如今卻隻是“完全耷拉著下巴”。為何不把下巴抬起來笑一笑呢？如果這很好笑的話，為何不讓它變得更好笑呢？或許這是因為，我們已經感覺到王子的真實感受，他隻是在用喜劇的方式度過一天。弗蘭·奧布賴恩（Flann O'Brien）被這種插曲性的情節所吸引，思考著它們達成的效果。這種插曲是喜劇性的解脫，也就是解脫的喜劇，它們讓我們意識到，喬伊斯與莎士比亞共享著對於幽默的理解，他們都將它看作是“悲傷與恐懼的女傭……真正的幽默需要背景的緊迫感。”喜劇不僅需要緊迫感，而且還得用它做點什麽。喜劇會承認這種感覺，同時還要將悲傷與恐懼放到一邊。這裏可以舉兩個例子。在奧布賴恩的《第三個警察》（The Third Policeman, 1939—1940）中，“我弄斷了自己的左腿（也可以說它是為我而斷的，看你喜歡），它有六處骨折”；在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洛麗塔》（Lolita, 1955）中：“在我三歲的時候，我那非常上鏡的母親，死於一場反常的事故（野餐，閃電）。”這些括號裏的內容，將創傷放到了恰當的位置。但它們也足以證明，創傷在喜劇中也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