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我在新華社當了10年記者之後決定“下海”隻是想為知識分子的獨立生存闖出一條道路，那麽，《謀事在人》出版之後文人“下海”則已成蔚然之勢，至今朝，知識英雄更是遍地開花——用知識創造財富不再是為“正統文化人”所不齒的旁門左道，財智雙全的精英們已成了社會的中流砥柱。
從人們為一個點子價值幾十萬感到驚歎，到人們對一位教師在納斯達克身價20億不以為奇，其間隻經曆了短短的10年。如果說，在市場經濟初期，知識分子沒有錢是高尚的表現（因為那時候更多的是“不三不四”發大財），那麽，在市場經濟的後期——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分子若還不能體現自身的價值，就應懷疑他的才能和知識的真偽了。
麵對時代的“壺口瀑布”，知識分子和文化人的命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讓我們困惑的是，在新時代下，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和文化人應如何定義？
早在十幾年前，就曾有媒體到我的創業之地——深圳銀湖水簾洞采訪我，當時他問過我這樣一個問題：在如今這樣一個時代，到底誰是文化人？其間還提到，關於對“餘秋雨現象”如何看。2006年，央視《對話》欄目又邀請我就“易中天現象”發表點看法，包括幾年前曾有人對我的知識分子身份提出質疑，從而，使我對“中國的文化人”這個話題保持了一貫的關注與思考。
今天，當我再談文化人這個話題時，感到早年的這段對話，還是很有意思的，故放在開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