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說自己是文化人的時候，反對我的人站出來說：“你說你是文化人，可是你下海了，而且是在以商業的方式掙錢。”甚至有人說我是“老板們的幫凶”、“房地產商的幫閑”、“文人的叛徒”。但支持我的人則說我是“文化大師”，說我是在“用先進的文化改造著老板、改造著社會”，或者說我是“文化人的榜樣，用自己的行動給中國文化人落實了政策”。多年前，易中天見到我時還感慨地說：“誌綱兄，你可是給我們文化人掙了大麵子了！”文化人如何賺錢的確是一個問題，時過境遷，現在易中天所麵對的各種賺錢機會恐怕已經讓他應接不暇了。
文化人或知識分子——一個原本不證自明的問題、一個原本十分清晰的概念為什麽變得模糊起來，以致引出了種種糾葛？
其實，仔細一想，知識分子身份的日益模糊恰恰證明了這個時代的偉大與恢弘。因為隻有在這樣的時代，知識分子才有了前所未有的選擇權和發展空間，才有了多姿多彩的生存形態。漫長的曆史進程中，作為一個群體，知識分子隻能在國家意誌規定的軌道上運行，除此之外，幾乎沒有做出任何選擇的可能，所以，那時他們的身份識別起來容易而簡單。用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如果說知識分子像一個靈魂，過去不管願不願意、喜不喜歡他們隻能依附於一個軀殼，那麽在“萬類霜天競自由”的今天，他們幾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來選擇各種各樣的生存方式。
然而，當市場經濟已是洪水滔天、幾乎淹沒了整個中國的每一片土地時，當“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的選擇空間呈現在每個文化人麵前時，我們卻發現，還有不少“圈養動物”依然困守在沒有希望的孤島上，或等待著上帝之手的救援，或上演著一幕幕“侏羅紀公園”中的故事。據媒體報道，2006年10月19日，吉林籍作家洪峰的所在單位——沈陽市文化局，在其進行創作時，暫停了其每月兩千元的工資，而其身患癌症的未婚妻正需錢醫治。一氣之下，洪峰公開上街乞討，以示抗議，由此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有人表示同情，但更多的人表示的是鄙視與指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