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我已經說到，“野生動物”就是在體製之外，完全靠自己到市場上覓食的文化人。他們有的借船出海，空降航空母艦；有的折騰灘塗，弄得一身汙泥；有的駕駛一葉扁舟，出沒於波濤洶湧的大海；有的投身於各種各樣的企業，“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有的修成正果，有的折戟沉沙；有的風骨猶存，有的人格嚴重分裂。
兩年之前，我在南方一座城市打高爾夫球時偶遇一老兄，初見覺得該人麵熟，寒暄之後，才知此君原來就是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名動中華的一位報告文學作家，其時，他那一篇篇充滿**、筆鋒犀利、鞭辟入裏的作品是熱血青年們的最愛。當時在一起打球的是一群當地的老板，這些剛從“流氓”變成“紳士”的老板們自然不知此君原為何方神聖，隻有我知道他是誰。不過非常奇怪的是，他完全沒有“他鄉遇故知”的驚喜——這麽多年過去了，還有人記得他。從他的眼睛裏，我讀到的隻有冷漠與拒絕，就像一個混跡於人群的特工突然被人識破了身份一樣，尷尬異常。
之後我們又碰見過幾次，但因話不投機，未能成為朋友，卻反倒比陌生人更陌生。後來，從朋友處得知，這位昔日曾寫過諸多頗有正義感、責任感及社會良知作品的作家，不知是看破紅塵還是備感失望，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通過關係移民海外。其間，他與一位太子黨結為了夫妻，搖身一變成了海外商人，投資房地產。當然，不管他的背景如何，他這個老板在我的眼中，是無法與當地的房地產巨鱷們相提並論的。
不過，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位非常有才華的人，一位優秀的知識分子，其人生軌跡為什麽會發生180度的大轉彎，而且將之前的東西丟得幹幹淨淨，不留一點痕跡？他與過去的決裂是因為他對變化的現實不滿卻又力不從心，還是因為他對中國乃至世界、人類的前景極其悲觀，而讓“虛無主義”占據了靈魂？在巨變的社會中，這是不是部分知識分子必然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