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人許宏身上有很多標簽，如學術明星、暢銷書作家、意見領袖和學術網紅等。二裏頭遺址一甲子時，許先生就希冀自己像英國著名考古學家保羅·巴恩一樣，用深厚的學術功底和生動的文筆搭建起學界和公眾間的橋梁。如今兩年過去了，我們除了在《曆史研究》《考古》等學術刊物上見到他的文章，他的首部“考古紀事本末”——《發現與推理》也在疫情期間問世，作為其首部學術史著作。他是如何用自己的親身經曆在為我們述說“考古好玩兒”的同時又秉持嚴密推理的呢？
澎湃新聞：您說《最早的中國》《何以中國》《大都無城》都是講給大眾的學術書，在《東亞青銅潮》暫未出版之前，即出版了這部具有學術史性質的“考古紀事本末”——《發現與推理》，為何有這種考量？
許宏：三聯書店的這套叢書叫“解讀早期中國”係列，《東亞青銅潮》是第四本，每個出版社都有它的出版周期，等下月《最早的中國》出新版時，它大概就能問世。有可能這四本會收為一函，但不排除會接著這個係列繼續寫相關解讀。
利用去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當口，我有大半年的時間專心於研究和寫作，這是非常奢侈的。作為一個學者，感覺疫情並沒有耽誤什麽事兒，因為它減少了許多不必要的應酬和會議，反而使我們這些學者得以高效地從事自己的研究，也就是說《發現與推理》完全是疫情時代下的一個副產品。我怎麽也沒想到突然有一天我們會麵臨一個影響全球的大疫情，讓自己有可以把握的時間來思考，居然還能完成一本書，這原來並不在我的寫作計劃內，說起來也是一種緣分吧。
我一直對學術史非常感興趣，我的不少論文都涉及學術史的問題。盡管“述而不作”，但還是能看出問題來。有些學術觀點根本不用我們自己說，一梳理學術史上前輩說了什麽，按時序一捋，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門道來。此外，我在微博上開設的《讀史拾貝》欄目就很受歡迎，其中貼上的都不是我的觀點，但我遴選它們的背後肯定包含我的史觀。智者的警句恒言，是非常有價值、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