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公共媒體中說起二裏頭，許宏是個繞不開的名字。
采訪中的許宏和我在無數次公眾場合的演講中所見到的一樣，誠懇、熱誠，對於他所認定的學術底線卻有著一種執拗的堅持。當今天的全國各地，紛紛以古代聖王的故裏作為開發旅遊與招商引資的招牌，甚至不少專業學者為之背書站台之際，許宏始終認為如果沒有文字材料的出現，夏朝的信史地位便不能確定。他笑言自己是“屁股決定腦袋”，作為考古學者進入曆史現場，考古學的工具理性以及實證方法是他理解早期文明的首要因素。他理解百年以來中國學者對於早期文明溯源的樸素的民族情感，卻無法讓自己隨波逐流置身其中。許宏的大陸同行批評他“疑古過甚”“過於強調考古學本位缺乏經典文獻的佐證”，而中國台灣學者黃銘崇則認為許宏的思維模式依舊是“中原中心論”。對常常處於旋渦中心的許宏來說，他認為任何學術批評其實都來自不同視角、語境內對於早期中國的界定，正是在這種多重視角的交疊中，文明的意義與考古學的獨特價值會在爭鳴中慢慢浮現，並沒有涇渭分明的是非之分。
在去年（2019年）完成了主編的《二裏頭考古六十年》後，許宏笑言自己要由考古人向“非虛構作家”轉型，相比於考古報告，他更希望向大眾奉上《何以中國》這樣將學術成果轉化為公共語言的作品，他想像他的前輩學者張光直一樣，把中國文明放在同時期世界文明的語境下來進行對話、考察，在大曆史的框架下，追溯今天的我們與遙遠的先民之間斷裂間的延續。他作為主筆之一的《中國通史大師課》無疑體現了他的抱負與嚐試。他的關注不再是二裏頭一隅，他希望能通過二裏頭把視野移向更廣遠的東亞大陸與歐亞大陸，通過梳理、歸納物質文明與技術交流的過程，勾勒出在世界文明的廣闊背景下，中國是如何誕生的，中國與世界又是如何深刻地彼此浸潤、鑲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