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委常委、宣傳部長郝康理有一個很有見地的“四劃論”。他認為政府領導的工作可以分為4個層麵：謀劃——策劃——規劃——計劃，分別解決從思路到執行的各個階段性步驟問題。
以此看我們在這個案例的工作，應介於從謀劃到策劃之間。而在這個階段——新一屆領導班子剛剛上任，急需新的思路、方向感的時候，最重要的是以下幾個層麵的思考：從區域經濟關係研究出發，尋找城市的戰略關係定位；從城市人文特征研究出發，明晰城市的個性和氣質即形象定位；從城市的產業結構研究出發，確立發展重點即功能定位。
將這三個問題歸結為一個城市的核心定位問題，形象地說就是：“我是誰”、“我處於什麽位置和狀態”以及“我將向何處去”，也就是所謂的“找魂”。
事實上，要想在一個月的時間裏完成一個城市的係統策劃也是不現實的。所以，當時我們采取了避實就虛、攻其一點不計其餘的策略，緊緊地抓住了兩點：一是把成都放在整個中國城市群發展的大格局中去考量，在宏觀上的把握是準確的；二是在成都的城市個性、城市文化、城市氣質和城市精神上大做文章，在此基礎上去構建成都的獨家競爭優勢，最終提出了“西部之心，魅力成都”、打造休閑之都等一係列構想。
應該說，此前還沒有任何一個機構對一個城市的個性和氣質有如此高度的關注，並把這些無形因素清晰地梳理出一整套的東西來，這一點對當時的成都市政府有很大的觸動和啟發，讓他們頓覺眼前一亮。我們所強調的成都未來的重點產業，很多想法也與政府後來的舉措不謀而合。
但是，由於時間太短，我們在城市經營領域的積累和經驗還不夠完善，因此，在具體的策略和操作層麵也有不少偏頗之處。在事後與政府政策研究室的一次溝通中，他們認為工作室的策劃忽略了幾個方麵：一是沒有探討城鄉一體化的問題，而這一點對大成都協調發展非常重要；二是對產業的理解有些過於注重第三產業而忽略了工業，後來經過他們反複論證研究，製造業和大項目還是不能放鬆，應該高度重視；三是我們沒有觸及成都的一個戰略性包袱，就是所謂的成華區。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整個成都2/3的下崗工人都聚集於此，作為一個老工業區如何轉型的問題，成了政府長久以來的一塊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