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斯塔布斯和法利在外國辯解與飲料有關的健康問題時，類似的問題也隨著消費者運動的複蘇而突然出現在美國。1934年，達西神情沮喪地告訴他的廣告策劃同事：“這股浪潮是和我們完全敵對的。”隨著消費者運動的日漸深入，有關軟飲料裏的可卡因含量及其對健康的影響的傳聞浮出了水麵。除了健康問題之外，20世紀30年代的宏觀局勢及羅斯福新政的實施都給大的商業機會主義帶來了危機。1935年出版的《掠奪中的夥伴》一書的副標題就警告大家注意“商業專政”，此書的作者大肆濫用可口可樂，指出這種價值一個鎳幣的飲料成本僅僅是半美分多一點。
羅斯福執政期間，食品藥品管理局（以下簡稱FDA）食品管理部的官員們不得不回複成批的信件。學校官員和關切此事的父母們詢問這種飲料是否有害於孩子們的健康，因為孩子們都對可口可樂充滿了“盲目的熱情”，常常是一飲而盡。一位老年婦女顫抖著雙手詢問可口可樂是否含有麻醉藥，因為她的孫子是一名神學院的學生，有著“非常敏感的神經係統”，而可口可樂正使得她的孫子更加興奮。一個來自鹽湖城的女人寫信，強烈要求禁止生產可口可樂。幾位作家很想知道，可口可樂裏是否含有人造肥料——這個問題實際上並不像聽起來的那麽奇怪，因為咖啡因的確可以用鳥或蝙蝠的糞便來合成。外界一直謠傳，同時服用可口可樂和阿司匹林會讓人很“興奮”，或者相當於壯陽藥，所以有人寫信詢問，後果真是這樣嗎？北卡羅來納州的一個婦女抱怨額外的“配料”，因為她發現她的飲料裏有一隻很大的蜘蛛。她痛苦地寫道：“從那以後，我一直覺得我胃裏有毒。”後來，有一封信精確地描述了當時的情形：“每個人都說‘不要喝了’，但我注意到，大家還是跟以前一樣照喝不誤。我喜歡可口可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