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曆史緊緊抓住了亞曆山大·韋德伯恩的想象世界。國王死的時候[1]，其實他那部戲很大程度上已經完成，盡管，後來，在別人的心目中，他在確立自己的主題選擇和這次死亡事件的真實時間順序方麵曾出現過無休止的困難。他的戲劇經常被誤讀為某種應景之作，屬於為祝賀朗·羅伊斯頓堂移交到還沒有實體的新北約克郡大學而舉辦的慶祝活動所創作的劇本。慶祝活動本身顯然在時間安排上跟舉國慶祝加冕禮引起的對公園和花園的全民文化熱的爆發相重合。即便亞曆山大的戲劇不存在，恐怕也有必要被創造出來。幸運的是，這部戲就在手邊。
開始，他天真地癡迷於語言的革新，特別是詩劇的創新。這無異於建造空中樓閣。已經有艾略特[2]和弗萊做過了。作為牛津大學的本科畢業生，亞曆山大認為問題出在莎士比亞，某種意義上，他寫了很多，同時又寫得太多了，讓後來者幾乎再寫不出優秀的詩劇。劇作家要麽心慌意亂地癡迷於為創新而創新，要麽不自覺地寫些模仿莎士比亞的注水作品。亞曆山大曾經想到，需要做的事情恐怕是迎頭趕上莎士比亞。寫一部像莎士比亞本人那樣的曆史劇，不過用現代的詩歌形式，直接用莎劇中的時間、地點和人物。後來，出於某些私人原因和美學考慮，他開始收起莎士比亞，專攻那位女王。他把目標瞄準生機勃勃的現實主義，但是當作品本身傾向於拚貼和滑稽模仿風格時卻自然地發生了扭曲，這是個很大的麻煩。寫作斷斷續續花了他好幾年時間，多年細心周到的研究，各種形式的試驗，那些年有絕望有憧憬。那時他是北雷丁的裏思布萊斯福德學校的高年級英語教師，在監考一堂生物考試，用自己的詩歌偷偷消磨時間的時候，他幾乎無意識地想到，這件東西已經完成，該結束了。他再也無能為力。他不知道，在自己徜徉的文本中，如果沒有希望，沒有迷戀，沒有歌詠般的韻律和不斷變化的形式那樣限製他的玻璃籠子，他不知道該怎麽辦。他把那部戲的稿子放在抽屜裏，擱了一個月，其間國王死了，然後他又把它拿給馬修·克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