侂胄得以主宰政局也有一些客觀因素。正如本朝曆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幾個專政時期其實都是迎合了某種需要一樣，侂胄的強硬手段也是適應了朝野上下某種不滿情緒的結果。這種不滿當然不一定盡是出於公義，其中的絕大部分甚至是黨派之見或個人恩怨的產物。然而事情既然存在，它就必然會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表現出來，紹熙內禪的險惡風波造就了這種氣氛，而韓侂胄的恣意妄為又為此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侂胄對朱熹的打擊本出於政治報複，但事情最後歸結到朱熹所提倡的“道學”上，並不是侂胄本人事先所預料到的。朱熹發展儒學思想功不可沒，但他在淳熙末期對其所謂“正心誠意”之說的過分渲染多少就有點嘩眾取寵的味道，而此後樹立嚴謹的道統，就更明顯地表露出自我標榜、獨立門戶的傾向。人們沒有理由把他與孔、孟先師相提並論，因此不能不對他的動機發生懷疑。當然，前些年王淮等人對朱熹的攻擊還是不免政治上的因素，但也表明朱熹自高其道的做法並沒有多大的市場。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兵部侍郎林栗指斥朱熹時，有一位婺州人葉適曾經極力為他辯護，反攻王淮、林栗隨意創名誣陷朱熹。但也就是這位葉適，在不久之後就開始對朱熹的理論進行了係統的批判，認為朱熹之說完全是背離孔子大統的“浮論”，充分反映出與朱熹對立的思想潮流仍具有相當的社會基礎。侂胄正是利用了這一點。
侂胄先是組織了一場聲勢頗大的批判運動，反複從理論上論證朱熹之說的偽學性質，然後按照他的需要，將所有不附己者盡數列入“道學”的名單。既然朱熹的“道學”已被指斥為“偽學”，那麽道學之人也就是偽黨，這對侂胄完成他的政治清洗是再好不過的借口。慶元二年（公元1196年）八年正式申嚴道學之禁，十二月，朱熹被削職罷祠。這時的朱熹才明白事情的性質已有所轉化，但既已錯過了反擊的機會，除了在福建家裏焚燒文稿之外，別無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