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輿論準備都是為某種政治目的服務的。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五月二十一日，有詔追封冤死的抗金英雄嶽飛為鄂王，這無疑是侂胄決意用兵的信號。
其實在兩三年前，金廷由於擔心宋廷方麵趁火打劫，就在沿邊聚糧增戍，又禁止了襄陽榷場，中斷了部分貿易，致使雙方邊境上的小規模衝突逐漸開始發生。但自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起，挑釁就主要來自宋廷一方，沿邊地帶的宋朝軍民趁著金國的內亂，不斷進行騷擾活動，進一步加劇了緊張氣氛。湖北節帥吳獵第一個開始籌措軍務，在重鎮襄陽一帶蓄積錢糧、整編軍隊、構築工事，率先完成了中路的準備工作。十二月，侂胄創建國用司，以宰相陳自強兼國用使，負責戰時經濟工作。十一日，下詔明年改元“開禧”，這是取太祖年號“開寶”與真宗年號“天禧”合並而成，其恢複祖業的寓意十分明顯。新年的三月份，金人截獲了一份宋廷書牒，這才得知韓侂胄已在鄂、嶽一帶布置了重兵。一個月後，金國邊境報告說，宋軍已進入秦州、鞏州一帶，金廷上下開始有所警覺。金章宗一方麵命樞密院移文宋廷，要求宋廷按照兩國和約撤出部隊，另一方麵命平章政事布薩揆為河南宣撫使，集諸道兵馬嚴備。
侂胄采取了瞞天過海的手法。在布薩揆抵達汴梁後，帝國朝廷由三省及樞密院聯名具文答複道：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前線濠州的兩位指揮官也配合朝廷佯示誠意以麻痹對手，他們派了一些當地的老百姓前去汴梁，向布薩揆報告假情報說：宋軍增戍，本意是對付盜寇，且軍士多為白丁，窮蹙饑疾，死者甚眾，根本不能打仗。布薩揆相信了此話，鬆弛了防備，並把這些情況報告了燕京。
金廷主要的問題是意見不甚統一。盡管有些大臣認為宋廷意圖不軌，但更多人認為南渡宋室連遭敗釁，自救不暇，恐怕沒有膽量叛盟。就整個金廷朝野的意見來說，確實是不願意再與宋開戰，章宗本人也同樣是這個意思。於是在得到布薩揆的報告後，這年的八月，下詔罷停了河南宣撫司。九月，侂胄為了進一步探聽金人動向，派陳景俊借賀正旦之名出使金國。章宗明確對陳景俊表示，河南宣撫司業已罷停，意在息戰。但十二月份金廷派出的複使趙之傑卻沒有能很好地貫徹金帝息事寧人的主張，入見寧宗時態度倨傲，在帝國朝廷內外引起公憤。次年正月，陳景俊從金廷使還，帶回了金帝明確表示的有關雙方互不幹涉的意向。金人的委曲涵容是數十年來前所未有的，這無疑又助長了侂胄的驕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