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大中祥符”年號持續了九年，名如其分，這九年的基本調子也就是不斷而來的天書、祭祀、建觀、崇道而已，整個國家都在為此而大事忙碌。喧鬧的慶典衝淡了一切，即使真宗皇帝禦極期間天下有什麽隱患的話，也必然被這些華麗的裝飾掩蓋掉了。
社會穩定的基礎歸根結蒂是由經濟狀況所決定的。真宗之所以能在執政後期無所忌憚地弄出這些花樣，其深層的因素也就是帝國的經濟尚還差強人意。當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十一月間皇上正為封禪事猶豫不決之時，曾專門就經費之事問過當時負責財政的三司使丁謂，丁謂表示經費不成問題後，真宗這才大膽地放開手腳。真宗統臨寰宇近二十年歲月，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恰巧在走向歧途的關頭，幸運地結束了。曆史總會讓一些人成為時代的寵兒，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但東京汴梁的故事，不會永遠像這樣波瀾不驚的。
真宗在公元1017年又改元“天禧”，這自然是“天書”又降的結果。五年後，又改元“乾興”。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正月十九日，真宗崩於延慶殿，享年五十五歲。皇太子趙楨柩前即位，後來的廟號為“仁宗”，時年隻有十三歲。因為嗣君年幼，繼代大事均是在皇太後主持下進行的，輔臣草製遺詔，自然也有“軍國大事兼權取皇太後處分”的字樣。顧命大臣之一、剛被先帝封為晉國公的丁謂要去掉此句中的“權”字，遭到一致反對。權，代理也。正如另一位輔臣王曾所言：皇帝衝年，不得已太後垂簾。政出房闥，這已是國運否背了，如何再能刪一“權”字！本朝力矯前代之弊，對後宮幹政，一向是防範極嚴，太祖所定下的一些基本原則就包括了這一條。因此王曾此話是理直辭正，丁謂也隻好作罷。這是本朝第一次出現新帝衝幼的局麵，由於製度的謹嚴，終於沒能釀成惡果，倒還是值得稱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