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也漂浮——真是如此。愛情，從別的方麵來看，或許也與索羅類似。
一九六四年秋，我們一家人離開維也納飛往紐約——這次我們沒有分坐兩個航班。弗蘭妮說，我們一家人應該始終在一起。空中小姐為棒球杆的事很是犯難，但最後還是同意父親把棒球杆帶上飛機，要他夾在兩膝之間——盡管航空公司有自己的規定，但是看在父親是盲人，也就網開一麵了。
小瓊斯不能來接機場接我們——他在克利夫蘭的一家醫院度過了他在布朗斯隊的最後一個賽季。“老兄，”他在電話裏對我說，“告訴你父親，如果他能把膝蓋給我，我就把眼睛給他。”
“要是我把我的膝蓋給你，你拿什麽給我？”我聽到弗蘭妮在電話裏這樣問小瓊斯。我沒聽見小瓊斯是怎麽回答弗蘭妮的。弗蘭妮對我笑笑，眨了眨眼。
我們本來可以從紐約飛到波士頓去，我相信弗裏茨一定會來機場接我們，還會讓我們安頓在第一家新罕布什爾旅館，他們不會收我們的錢的。可是父親對我們說，他不想再看到新罕布什爾的德瑞鎮，也不想再看到第一家新罕布什爾旅館。當然了，即使我們回到了那裏，並在那裏度過餘生，我父親也是無法看到了——我們明白他話裏的意思。我們誰也沒有心思再去看德瑞鎮，不想再去回憶我們全家人都好好地在一起的那段時光了——那個時候我們全家人的眼睛都好好的，看得清這個世界。
紐約倒是個沒有任何感情牽掛的地方——弗蘭克知道，莉莉的出版商會安排我們在紐約住下來，還會招待我們一段時間。
“開開心心住下來，”弗蘭克對我們說，“想要客房叫餐服務，盡管叫。”知道有客房叫餐服務，父親興奮得像個小孩，點了他從來不曾吃的東西，點了通常難以下肚的飲料——弄得好像他以前從未住過帶客房叫餐服務的酒店，好像他以前從未來過紐約，他還嚷嚷著抱怨客房服務員說的英語還不如維也納人說得好——維也納人當然說不好英語，因為他們都是外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