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麗卡的課外學習生活都是由男人隨機安排的，他們會邀請她或陪同她前去。在艾倫和托尼以及歐文·格裏菲斯的推動下，她有一個星期到國王學院參加了兩次嚴肅的會議，一次是關於設立社會學榮譽學位考試的可行性，另一次的主題是劍橋的人文主義精神。她不懂什麽叫社會學，也不懂什麽人文主義。她二十年之後回想起來，很驚訝地發現兩者居然有那麽高的重合度。20世紀50年代中期是一段非常平靜甚至被遺忘的時光，那是在經濟蕭條之後、經濟大發展之前，蘇伊士運河危機和匈牙利革命也是後一年的事情。當時，政治和社會學思想家都說，英國沒有待解的大問題，隻需做好經濟和社會規劃，也就是說隻有現實問題，沒有思想問題，社會存在廣泛共識，不存在階級鬥爭，隻有不嚴重的機會平等問題。當時，大多數英國人相信未來的日子會越來越好，他們的期望很樸實，一點也不誇張。以前，他們也享受過好日子，他們相信香蕉、橙子和黃油總會有的，醫療和教育總會改善的，高等教育的範圍總會擴大的，工人總會買得起汽車的。在那個稀裏糊塗的年代，人們不會嚴肅深入考慮這樣宏大的話題，在弗雷德麗卡狹隘的教育裏，自由、正義、人性和民主都不存在。她的學習僅限於具體問題，專注細致的文學閱讀，那就是她的教育。她隻知道要謹慎對待這些大概念，她隻需要知道這些概念是誰提出來的、是什麽意思。人家教過她批判，不過不像馬克思主義者批判所謂永恒的思想體係，而是一點點、一滴滴地懷疑，像文學批評一樣。
那次關於人文主義精神的會議不知道怎麽回事，最後落到了關於人文主義是不是宗教的爭論上，這讓她感到很意外。人文主義需要信仰嗎？需要一定的儀式或者劃分階級嗎？弗雷德麗卡覺得本就都不應該有，破除所有信條、儀式和層次，不就是人文主義的本質追求嗎？他們說，人文主義者主張，價值的本源和行為的準則，就在於“人”本身。每個人的福祉就是最高價值和追求，所謂民主，也就是崇尚平等和寬容。這種說法十分正確，無懈可擊。大家一致認為規劃是應該的，有一個年輕人發表了一番言論，將中央規劃局比喻成人的大腦中樞。那是國王學院。有人引用喬治·摩爾78的話說：“人格熱愛和審美鑒賞就是至善，我們想象不出還有更高的善。”當時，弗雷德麗卡的行為舉止都表明，她是支持這個觀點的，但是，她又不能這樣說。她對於語言的態度不允許她這麽說。馬裏烏斯·莫克濟蓋瑪說：“聖保羅和耶穌要求我們人類彼此相愛。人肯定要彼此相愛，這用得著神來提要求嗎？”大家都馬上說不用，隻有一個人說，福斯特覺得寬容是需要嚴令禁止的，人文主義創造社會的前提，就在於所有人都彼此相愛。艾倫·梅爾維爾說：“可是，如果沒有神，或者沒有像馬克思主義這樣的信仰，我們的道德權威何在？”“在於人性。”有一個人說。“在於個人。”另一個人說。“在於理性。”又有一個人說。“我們自己知道什麽是對的，什麽是錯的。”這是最後一個人的說法，不過他顯然是拿了別人的說法改頭換麵而已。